晚清驻美公使杨儒的美国排华观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官,担任驻美公使是其外交生涯的重要履历。在担任公使的几年间,杨儒一直思考美国排华的原因,分析杨儒在解决美国排华问题上的认识有助于厘清其外交思想的发展路径。     

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驻外公使们处境尴尬,他们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对八国联军入侵一味妥协;同时,也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另外,驻外公使们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驻在国的交涉往来中,反映了其间的复杂关系.     

宋代以“重禄法”治吏惩赃政策评析

宋代熙宁年间,着力通过市易法、募役法等解决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进而在国家行政体系的改革中推行增加吏禄、以重法治赃的"重禄法"(亦称"仓法",因首先推行自仓吏)。而市易法的收入是"重禄"的直接经济来源。实行"重禄法"以治吏惩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吏的卖法弄权。由于熙宁改革的破产,重禄法难以广泛推行,并在元祐初年被名义上废止,但其以"重禄人"的形式至少推延至南宋绍兴年间;吏之有禄成为行政惯例,延续到南宋。重典治吏的思想则贯穿于宋王朝的始终。     

一个美国驻华公使的“中国观”——论卫三畏眼中的晚清专制政体

国内学者对于卫三畏的研究多集中在他在美国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代表作《中国总论》上,但实际上,除了最初来华的传教士身份和"美国汉学第一人"的殊荣外,卫三畏还是一位有着多年外交生涯的美国驻华公使。本文将以卫三畏的书信为切入点,考察卫三畏在1856到1876年间担任外交官时期的"中国观",即卫三畏眼中的晚清专制政体。     

“局”与晚清的近代化

"局"为应对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兴政务而设,因此从局的发展和变迁,可以看出晚清近代化的步伐.局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局的初步兴起.为了应付1853-1874年间的王朝叛乱,筹款和军需之局在战事中大量兴办.第二阶段为民政事务的局大量兴起.战后,为了恢复地方秩序,局由战事转为民事,其维护了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上海、汉口等初兴城市的地方自治.第三阶段,局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戊戌维新后,局在兴办农工商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清末新政改革,正式以局为国家官制改革的核心.局的兴办模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军幕制度到委绅设局,再到科层管理,局的成熟终于成为现代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     

晚清重用“洋雇员”

在工商、军事、外交上向西方的求援,固然无法挽救清朝于将倾,但路径是明智的,这在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道统”中,是迟来的觉悟。     

晚清官场的“五子登科”

“五子登科”这个成语出自《宋史·窦仪传》：宋代窦禹钧的五个儿子仪、俨、侃、俑、僖相继及第,敝称“五子登科”,描述一种梦想成真的状态。后来,不同时代的人用它来指代理想的事物,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比如旧官僚时期的“五子登科”：说话卖关子,开会摆架子,玩乐有点子,做事没法子,每天混日子;二十一世纪最新版：妻子、孩子、房子...     

晚清的“共和”表述

晚清时期“Republic/共和”概念的输入与接受,既是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9世纪80年代初期,近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通过日文传入中国.1898-1902年间,梁启超等人经由日文著述对西方政体分类知识进行系统介绍,近代共和概念由此迅速流行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为实与名的疏离.民初,“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制度移植的效果未能符合预期,以至于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     

浅议晚清“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晚清洋务期间兴办企业、发展工商的一条重要政策,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既有符合当时工商业发展需要的一面,但又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从而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晚清驻使刘锡鸿与译员张德彝日记雷同成因考

刘锡鸿是晚清首任驻英国副公使,著有出使日记《英轺日记》,记录他赴英一年多的考察心得,是研究其洋务观转变的一手文献。但刘锡鸿不通西文,他的日记又与使团翻译官张德彝所著《四述奇》多有雷同,故其书真伪在学界饱存争议。以19世纪英文档案、报刊等史料互证可知：刘锡鸿是在外籍翻译官而非张德彝的辅佐下出访考察并写作日记的。二人日记雷同实由张德彝抄改刘锡鸿日记所致。除了补充自著《四述奇》记录的不足之外,张德彝在抄改过程中还虚构种种场景,将非自身亲历之事也归于本人名下,并假言他国病弊以影射本国政治。张德彝有意推广洋务,他重视刘锡鸿的考察见闻,又以其政治遭遇为鉴,故采用此方式延续并发挥《英轺日记》内外兼治的自强观。     

“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

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戊戌年前后,"衰亡史鉴"主要强调"变"和"尊新"。但那时,论述衰亡史著的数量很少,反响也极其有限。庚子年之后,几十种衰亡史被编译出版,极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然而,在传统的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史鉴方式影响下,维新志士往往将"衰亡史鉴"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并将其作为自己变革行动的依据。此时,"衰亡史鉴"分别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程朱理学与晚清“同治中兴”

嘉道年间,清朝统治衰象显露,传统学术文化进入历史转换期。被汉学压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复经提倡,遂在大江南北再度流行起来。咸同时期,曾国藩重用士绅编练湘军,集结了一批理学士人,清政府开始提拔理学大臣,导致理学出现复兴之势。同治年间,朝野理学士人活跃一时,仅就政教而言,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辟异端、笼络人才、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为“同治中兴”竭尽努力。理学势力的崛起,成为清政府最后剿灭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晚清理学复兴不仅是一个学术现象,也是一个政治现象,对同治朝,乃至晚清后来的政坛朝局、社会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

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邱远猷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成功地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９月攻克永安（今蒙山）,初建官制。１８５２年（咸丰二年）进军两湖。１８５３年１月攻克武昌。３月１９日...     

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省”意识变化的直接后果,造就了20世纪初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它兴起的基础就是“本省”这种群体心理和省的利权观念。“省”意识的变化,推动了各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地方主义抬头和地方利益的扩大。晚清地方主义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只注意在政治层面上收仔抚之权,加强中央集权,却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雉行过程中侵犯了各省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从而造成矛盾激化,加快了自身灭亡。     

“哥德堡号”与黄埔古港

黄埔古港位于今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从西边公路人村。一座高耸的金碧辉煌的现代牌坊迎面矗立。上刻“凰洲”两个大字。村之南边紧靠珠江支流也有一座刻有“凤浦”二字的彩牌坊。原来传说古时有一对凤凰飞临此地,从此就人丁兴旺．五谷丰登。该村地处一小岛．水边地区叫“浦”．水中的陆地日“洲”,所以取村名为“凰洲”或“凤浦”,后演变成为“黄埔”之名。     

晚清官员口中的“国情”

<正>关于官员对社会变革的态度,鲁迅先生有个非常精辟的论断:搬一把椅子都会流血。鲁迅经历过晚清和民国,他的沉重总结里饱含着对现实的深刻体察。     

晚清爵士张荫桓的“独门功夫”

新年前,我到广州出差,顺便去了趟佛山。近代佛山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民间英雄黄飞鸿,一个是朝廷要员张荫桓。在晚清历史上,张荫桓的作用要比那个因为港片而家喻户晓的黄师傅更大也更神奇。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清代直省官员没有专项办公费用,导致陋规盛行,雍正朝已通过耗羡归公及定额发放养廉银试图补救。但咸同后官场应酬及公务需索无度,陋规津贴名目繁多,吏治腐败与财政混乱相伴而行。光宣之交,在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促动下,统一公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公费"概念认识的模糊,直接造成制度立意的偏差,为官吏化公为私提供了可乘之机。虽迄清亡直省公费标准仍决而滞行,但其所开启的行政经费用途公私不分的恶例,以及官制改革、财政与吏治相互制约影响的教训非常深刻。     

晚清郭嵩焘与“上海搏览会”计划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甚为凑巧的是,今年也是中国首次举办国内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100周年。中国与“博览会”的邂逅早在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时就已经开始,在上海从事销售生丝和茶叶的中国商人徐荣村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伦敦世博会,他展出的“荣记湖丝”获得金银奖。     

“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正式启动,给晚清史研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推进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8月25—27日在苏州大学举行。与会代表75人,来自海内外33家学术单位,提交论文62篇。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重视、加强和推进晚清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形成了共识,会议明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