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河工与财政

清朝非常重视江河的治理,并不断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河工的兴作始终以政府财政为基础,清朝建立了相应的财政管理体制。河工的兴作还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具有密切的联系,晚清政府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度增加,却并未能改变河工经费紧缺、水利工程日渐废弛的现状。     

清代财政的畸形货币化

<正>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国家财政对于货币的追求;明代中叶以后国家财政货币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远远高于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畸形的货币化财政。明清国家财政货币化的加速,是16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推进和白银持续流入的后果之一,对于清代经济、金融和币制     

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

不同于以往围绕所谓"新清史"展开的争论中各方均把注意力聚集在清朝的规章制度、治理方式以及满人精英的观念、习俗方面,这里另从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两个侧面,重新审视清朝国家的形成路径及其性质。清朝疆域的整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后金政权在东北兴起,到入关后取代明朝,至17世纪50年代基本控制关内各省,是为开国的第一阶段;其第二阶段从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边陲用兵过程,受到清廷独特的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的驱动与制约。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动回应到积极防御再到保守妥协的转变,又跟其财政构造中低度均衡机制的运作及其背后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紧密相关。同时,如果我们将清朝国家与近代欧洲财政军事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加以比较,即可看出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独有的脆弱性与坚韧性,并质疑国家形成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民族国家"认知范式的适用性。     

《清代财政史四种》丛书读后

正清代财政史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起步最早,最为基础的领域,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谓是成果丰硕。然而,清华大学的倪玉平教授知难而进,穷二十年之功,专注于清代财政体系的转型研究,最终由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相继出版了《清代财政史四种》丛书(下文简称《财政四种》),分别是《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和《清代     

清前中期绿营马匹的买补制度及相关成本的分摊机制

清朝绿营每年缺额的马匹,除少部分由官方牧场直接调拨外,“赴口买补”仍是最主要的补充方式。赔桩银、朋扣银既为绿营官兵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马匹买补经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马匹买补、骑操过程中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对中央财政支出的负面影响。而在“赴口买补”制度、赔桩银、朋扣银逐渐落地、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清朝的财政体制、官兵的承担能力、各地的地理环境等成为主要的考量对象。通过彼此间的互动,清朝政府、绿营官兵逐步确定各自在马匹买补事务中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进而形成绿营马匹储备成本的分摊机制。     

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是全球化开端时代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张居正改革之后,明廷财政与白银密不可分,明朝财政体系处于由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急剧转型之中,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一场不在本土进行的对外战争,这一战争是对明廷财政的极大挑战。本文尝试以白银货币为中心,剖析战争财政问题,从战争发展过程考察明廷财政的战争投入实态,揭示这场战争明廷财政的白银投入粗估达到2000万两以上,对这场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晚清财政转型下的河务运作——以河银制度为中心

清代河工具有商品化运作的特征,河务成败取决于白银。清代前期的治河成就取决于巨额白银供给,至道光时期,清廷已对河工的巨额财政消耗力不从心。咸丰军兴之后,以"银钞搭放"形式维持河务最基本的运作。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兰考以下河段"弃淮北流",河务部门迫于财务短缺,对这一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同治元年清廷重启河务,恢复使用实银。但此时户部对各地财政逐渐失去控制与协调能力。河务成为河南、山东、直隶地方事务,随着河务财政与鲁豫地方财政体系对接完成,河务转为"在地化"。光绪前中期,直隶、山东、河南都恢复了定额河银的管理方式,但此时由于国际白银价格下跌和晚清巨额赔款、外债,河务用银严重贬值,最终只能大规模缩减工程规模,导致豫鲁等地深受"黄患"。     

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咸同时期在地方督抚专权的过程中,清朝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以致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如厘金、关税等),使其在农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免于覆灭,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宝福局咸丰通宝当百大钱

咸丰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发展迅猛,至使清廷财政陷入困境。无法应付庞大的军饷、河工开支,只得发行纸币及虚价大钱来弥补亏空。当时各省大量鼓铸,种类繁多,版别复杂,而咸丰宝福局的铸量极多,版别亦繁。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明清时期临清城市的兴盛与衰落

位于鲁西北平原的临清在明朝以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直到明朝建立,特别是在明成祖重新疏浚京杭大运河、迁都北京后,临清依靠其处于运河与卫河交汇处的区位优势得以迅速发展。从明中叶到清中叶的400余年间,临清漕运兴盛,人口大量增加,工商业繁荣。但由于清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河工年久失修,漕运受到影响,以至于最终被政府取消。漕运的衰落,加之战争的摧残以及自身经济模式的缺陷,临清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全面衰落。     

读《河工器具图说》

清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些由主管河工的官员所撰写的水利工程技术著作,比如《木龙书》和《河工器具图说》等。这些书籍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当时水利工程中所运用的各种工具,其中的文字叙述和插图成为今人研究清代黄河、运河治水工程的重要资料。另外,这些书籍的创作过程反映了当时水利工程的管理情况,其流传过程则反映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的传播与应用情况。     

从中河通判万承紫罢官案看道光朝江南河工——兼考万承紫的淮安清江浦生涯

周恩来外曾祖父万承紫,道光初任南河中河通判,因收藏两江总督琦善看中的元代《龙舟图》被琦善弹劾免职。从该案中可见道光时两江总督对江南河工事务的介入、江南河工的奢侈之风,以及南河官场的文化氛围。万承紫尚风雅,收藏甚富,与寓居、往来南河的文人墨士多有交游,罢官后所居"还读书室"为文人雅集之所。原籍南昌的万家因河工而移居于南河治理中心淮安清江浦,万承紫子孙辈也精于河工。万家三代的治水经历也对周恩来产生影响,任总理期间特别重视水利事业。     

开创明代国家财政研究的新局面 ——读《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财政,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财政史研究历来被认为是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熟悉明史研究的学人都知道:明代财政史最为难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大部头的《明代财政史》问世.近读万明研究员、徐英凯教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感触良多,该成果不仅对《万历会计录》这一珍贵的史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整理和多角度的分析,还为研究明代国家财政结构和白银货币化提供了资料保障,并开拓了明代财政史的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     

环境史视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响研究

清代河工物料的征派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民众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河工物料从柳束到秫秸的转变,既反映了河工对林木植被的沉重压力,也是黄、运二河改造下的农业环境适合高粱广泛种植的条件使然。河工用秸一方面提高和巩固了高粱在农业种植结构中的比例,另一方面造成了民间燃料和肥料的短缺,加剧了民众的乱砍滥伐以及对山野植被的破坏,进而引发水土流失,危害农业生产。河工物料在派料、运输、交料各环节均存在弊端,是民众生产生活的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了民众生计,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此积渐,最终导致河工地区生态和社会走向了衰败的境地。     

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文章在探讨清前期的货币体系及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基础上,对16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粗略估算.进而依据清前期的货币流通趋势,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清代前期二百年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认为18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白银的货币化和供给量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推动的长途贩运和地域大商帮的兴盛,工农业生产的提高共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供给量和政府的财政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不足,分别在清代初期、嘉庆和道光时期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萧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该文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关于清代经济发展中的"停滞论"和"增长论"或许仅仅是基于不同时段和不同侧面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协调.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载沣军事改革

载沣摄政后,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主要借鉴德国经验推行军事改革,试图挽救清朝统治危机。因财政匮乏、以载沣为首的少壮派亲贵能力有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等原因,载沣的军事改革最终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化为泡影。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载沣的军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论清前期的历史走向

本文将清前期的历史走向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范畴考察。指出康乾盛世虽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巅峰,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处于资本主义迅疾发展的世界环境中,清朝统治者抱残守缺,闭关锁国,远远落伍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面对内部的土地集中、财政困乏、吏治腐败、军备废弛,以及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侵略,刚从奴隶制脱胎而出的清朝统治者回天无力,盛世转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义

对苗疆的法律问题调整是清朝民族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本文通过对清朝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在苗疆地区进行的立法和法律调整措施的研究 ,指出清朝在苗疆地区的民族立法是多层次的、多种形式的 ,在实施过程中是灵活、有效的 ,体现了清朝民族统治和民族立法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