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十五）

第八章"风险投资"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     

官商勾结多没好下场

从“高铁一姐”丁书苗的落马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的出逃,近年来,官商勾结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在古代,官商之间勾肩搭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国家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在这种制度和文化下,商人缺乏地位与社会尊严,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商业运转机制,“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官商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清代的官商,以皇商、盐商和行商为著名。乾隆年间,随着封建政权对商人和商业资本压抑的加重,皇商和盐商逐步走上衰落破产的道路。至于行商,自1685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次年广东洋行制度建立,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     

明清江南的铺户当官与官商关系——基于碑刻资料的考察

有关铺户当官问题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明代的南北二京。在晚明至晚清时期的江南,利用"官价"、"借办"等名目盘剥商人的手段一直存在。与明代南北二京的状况相比,江南的铺户当官体现出鲜明的"非正式经费体系"的特点,对此官方的处理态度始终以"严禁"为词,但在地方财政短缺的基本结构之下,这一目标无法真正达成。围绕铺户当官问题的官商博弈,往往形成事实上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商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清代盐商朱立基案

清乾隆年间,山西晋城盐商朱立基等因侵帑误课,被清政府查办并抄家产。由此案可知当时畸形的官商结合情形及私盐盛行,课税浮费严重等问题。另涉案者多为晋籍商人,可知长芦盐商中晋商是一支重要力量。     

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这从商人群体自身财富力量的发展和因商人而改变的诸多规制可充分体现。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宋代商人屡禁不止的“奢侈之风”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宋朝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此之外,此时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而其中商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一股"奢侈之风"弥漫于商人的生活之中,从北宋到南宋从未间断的"禁奢令"来看,商人逾礼僭越的现象随处可见,而政府所制定的禁令亦无济于事。那么在宋朝,为什么针对商人的"禁奢令"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呢?     

十三行史话：广州第一藩商洪顺官的兴衰沉浮

<正>清朝初期,广东官场人事更迭。李士桢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致仕,吴兴祚也因受到言官弹劾,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卸任。开海贸易以后,除当年的“藩商”势力外,广州又冒出了以两广总督为靠山的“总督商人”,以广东将军为靠山的“将军商人”和以巡抚为靠山的“抚院商人”,号称广州“四大官商”,把持全部对内、对外贸易。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商人救国》对商界的抗日救国宣传——兼论上海商人救国协会的性质

1932年成立的上海商人救国协会,并非论者所说之典型假托商人名义的团体,而是具有宽泛意义的商办爱国团体。在其存续不长的时间里,该团体围绕抗日救国宗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创办会刊《商人救国》,广为宣传国难中商人的使命与责任,以及商人救国的途径。会刊《商人救国》改名为《商人公论》后仍号召商人坚持抵制日货,振兴国货,而且更加关心政治问题,甚至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挥了"商人喉舌"的积极作用。     

官商关系与清末民初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承租权的流转

清末民初,以官办企业的衰败为动因,以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革新为契机,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个官局实行了招商承租.四局承租权随后在多个民营企业依仗当政官僚的庇护争相角逐下辗转易手,四局承租权的流转历程,既是几个民营企业凭借官商私谊及其背后的官权保护依次争得"官业"承租权,进而快速孵化、诞生、成长的过程,也是这些民营企业一个个在官商私谊与官权干预侵害下丧失"官业"承租权,进而相继解散的过程.四局在此期间生产管理和经营绩效均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还是在承租权为当政官僚所左右的频频转移中走向了没落.四局招商承租举措由此在实施过程中与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初衷发生背离.     

冲赛康是值得感恩的福地

冲赛康是拉萨一个古建筑的名字——"观市楼",位于老城区八廓街北侧。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新一代藏族商人,主要来自康巴地区,在冲赛康之前的空场上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冲赛康露天市场。珠宝商们大摇大摆的站在冲赛康市场的马路中间做生意,人们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作"康巴朗仓",意思是"康巴站市",或者叫做"康巴路市"。默默无语的冲赛康站市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千万富翁,此地无疑是藏族商人的福地。本文为作者采访康巴站市中的一位藏北老商人的口述记录。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对殖民地问题的反应

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英国商人阶层虽然反对政府对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并且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保持和平关系,但这些反应主要是在经济利益推动之下的权宜之计,而并非出于改变帝国内部关系的深远考虑。英国商人在对殖民地问题做出反应时,是以"不损害帝国主权"作为底线的。这种情况与英国商人阶层在英国政坛上缺乏足够的代表力量结合起来,限制了英国商人阶层在影响英国政府政策方面的效果。     

一周人物

刘铁男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随后被免职。今年3月前,刘铁男还曾执掌中国能源监管机构。去年12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称其涉嫌学历造假、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有作风问题。新华社官方微博说,刘铁男被调查,“除因实名举报外,微博也功不可没。”     

伊犁玉山巴依皮革厂初探

伊犁皮革厂,位于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近郊沙河子,筹建于1908年。它原为官商合办企业,后为维吾尔族商人玉山巴依独资经营,为近代新疆的首家民族工业。研究伊犁皮革厂的历史,不仅对剖析新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是关键的前提,对认识近代新疆社会的特点与规律也大有裨益。本文试就伊犁皮     

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

康熙朝后期,清政府尝试铜政改革,即以内务府官商承包办铜的形式,尽可能多地获取来自日本的原铜,铸造新币,从而达到驱逐民间杂币的目的。内务府官商在实际的办铜过程中,尤其在宫廷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王纲明等六家办铜的局面。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官商大获其利。然而,在1715年日本长崎方面推出了限制原铜出口的正德新例后,办铜趋于困难,官商积欠累累不敷偿还,官商办铜难以维继,复归官办原局。在办铜一事上,国际局势的骤变,对康熙帝的处置策略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围绕官商亏空案,康熙帝与户部在围绕追讨官商亏空追缴问题上又起纷议。康熙帝的恣意决断,虽也有其深意考量,然其对内务府及下属官商的宽容,终不免客观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它实际体现出的是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在运作上的一个恶痼。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近代绅商的历史作用及其思考

绅商在晚清一经形成,便利用它独特的‘绅’与‘商’双重身份,充当官与商之间的中介,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被越来越多的近代有识之士所意识,张謇的"绅为官商之桥"就是对此命题的真实认可。它的积极作用对于根除改革开放形式下我国的官商腐败大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