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邦到均权:孙中山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结。１９世纪末期２０世纪初年,联邦思潮在中国悄然兴起。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亦主张实行联邦制。但民国肇建之后中国政局演变的纷乱,使孙中山深切感到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且易为军阀利用又不利国家统一,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又易产生专制政府。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孙中山最后形成了一种集联邦制与集权制两者之长的均权构想,希望中央与地方关系以此达到分权而不分裂、集权而不专制的最佳境界。孙中山这一均权构想,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国情,迫切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体制。本文重点从分权的原则,分权的模式改革目标以及对现有的分权体制的法制化改革等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

提点刑狱司是宋朝首创的专门化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是继转运司后设立的又一个对州县进行监管的重要路级机构。从提刑司制度所反映出的宋代路级机构某些共性的特征来看:它们具有较固定的行政管理区划,处于地方一定的行政管理层级之中,有大量的行政处置权力。因而宋代的"路",尤其伴随着中央下放除监察权外的大量行政权力到转运、提刑等机构之后,可以被认定为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层级和行政区划。宋代的"路"是一种权力多源化、分权制衡、集权于中央的新型地方行政体制,是宋代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所做出的创新和贡献。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街道体制改革及其取向——基于政治社会学三个向度的审视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转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存在许多深层次矛盾。在困境与矛盾的"倒逼"下,街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街道办事处的管理体制入手,对其行动逻辑及目前改革实践探索及理论研究从集权与分权、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的国家治理体系三条主线与三个向度进行审视,意欲提出今后街道体制改革的一种价值与路径取向。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五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述略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反映的是高等学校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特别是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本主要从这一角度,考察一下建国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50年来,我国的高教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由集权到放权、又从放权到集权、再到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几次反复的曲折过程,其中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宋代知州及其职能

宋代的知州经历了从文武臣僚作为临时差遣权知某州军州事到以文臣知州为主作为州级长官的渐变过程。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首脑,知州的职能涉及州级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监察等诸多方面,在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宋代集权过甚,知州在某些方面有职无权,特殊时期又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无隶属关系的地方府际关系浅析

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既是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行政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无隶属关系地方府际关系的内涵及其竞争与合作类型的基础上,指出它们之间应建立协商合作、互相支援、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关系。     

海外华侨华人、侨乡社会与跨国宗族实践——以广东五邑侨乡薛氏为例

论文以旧金山、香港与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的薛氏宗亲会及其相关组织为重点,从互补与竞争的视角,探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薛氏宗族及其宗亲成员在一个跨国空间内展开的宗族实践,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族实践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回应传统宗族研究遗留下来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资与声誉资源的稀缺,合作、竞争与矛盾始终存在于宗族内部,这种互补与竞争既是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的不同成员及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进一步成为维持与加强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与向心力的重要动因。正是在这种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正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衷,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     

区域经济格局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呼唤建立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这是建国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试图沿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区域经济的认识。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在经济体制上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实行了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是唯一的经济利益主体,不承认地方和企业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在此期间,也出现过几次中央向地方和企业的放权,但由于种种原因,下放的权力又被中央收回,在利益结构上呈现出一元化的格局。这种体制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制定指令性计划指标,层层下达,…     

国家空间分异与国家空间视角的中国城市研究思路初探

中国城市研究的主流理论视角一直忽视国家的内部空间分异,国家空间理论的发展为从理论上重新审视国家的空间分异提供了的可能。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国家空间视角的内涵及其在海外地理学研究中的发展与应用,分析了中国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组织的独特性及国家空间重构实践的丰富性,指出这种理论视角在中国城市研究中具有显著的应用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基于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背景提出了中国化的国家空间概念与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国家空间视角的重要城市研究议题及其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局限性。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金代监察制度探析

本文从金朝官制的整体变化与女真封建君主集权确立的过程中探讨了金代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运作机制与民族特点。金代监察机构名称始见于太宗天会年间 ,但有名无实。实际产生于熙宗封建制度改革完成后的“天眷官制” ,初期形同虚设 ,海陵王加强君主集权 ,监察制度才真正发挥作用 ,章宗时最终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监察体系。加强君主专制 ,维护集权政治 ;整肃吏治 ,弹纠官邪 ;审决冤狱 ,平反昭雪是金代监察制度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作用。鲜明的种族统治色彩与“台谏合一”的特征 ,表现了少数民族王朝统治的特点和金代一省制度下监察机构的发展趋势     

论博物馆与旅游商贸的关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市场全球化和生活网络化促使社会分工越加细密,各个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合作越加紧密。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即充满竞争,又充满合作的时代。作社会个体的博物馆,与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着各种联系,其中尤其与旅游商贸的关系最为密切。市场的竞争、共同的利益和信息的双向交流,使得博物馆与旅游商贸之间的合作显得愈加迫切和重要。     

新中国立法体制的嬗变及发展

在推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中,立法制度的建设尤为重要。本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立法体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至1954年的立法权相对分权时期;二是1954年至1979年立法权相对集权时期;三是1979年至今的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体制时期。笔拟通过对立法体制的嬗变过程的阐述,以反映出中国立法体制的逐步成熟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