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本文首先通过对无权处分内涵的分析,确立了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探究基础;进而通过对目前我国学界存在的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三种学说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基于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更接近于债权形式主义,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应采纳以此为理论基础而发展的效力待定说,但效力待定说也并非是完美无暇的,仍需通过一些法律解释来弥补效力待定说中现存的缺陷。     

物权变动要件之物权公示初探

我国物权制度采取物权公示要件主义,物权公示作为当事人判断权利归属的要件显得意义重大,但是公示要件主义从法理上来说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通过公示公信原则的分析来解析公示要件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改进建议。     

金代社稷之礼再探

金代自熙宗朝开始讲求社稷之礼,至世宗大定七年方定为常祀,每岁二月、八月致祭。章宗明昌四年,又将祭祀日期固定在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明昌年间还诏州县修举社稷之礼,《永乐大典》所引元代《太常集礼》中保存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金代州县社稷制度,以唐制为蓝本,兼采宋制,并结合本朝的实际情况加以损益而成,总体来说趋向于简便易行。金代民间社稷之祀,延续了晚唐以来的衰落趋势,政府也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政策。只有少数地方如襄垣县立义坊,民众能够自发地倡行社稷之礼,但缺乏制度保障,难以长期延续,且不具有普遍意义。     

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之辩及其理论省思

公司对外担保制度是一个典型的跨越民法与商法的交叉性规则.囿于民商事思维的不同价值取向,长期以来,理论界针对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存在诸多争论,一方面形成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论对立,另一方面也导致实务界始终难以形成稳定统一的裁判结果.随着《九民纪要》的出台,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得以在司法政策的层面确立了相对...     

“秘色瓷”之秘再探

越窑可谓瓷业的鼻祖,越窑青瓷无愧为瓷器大家族的母亲瓷,而越窑青瓷中最为人称道的则是晚唐五代的“秘色瓷”。然“秘色”却又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10年前,作者在“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秘色瓷”探秘》的论文。作为该文的续篇,本文从“秘色瓷”的属性、“秘色”的本义及引申义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探讨,阐述了一些论据充分有力的新观点,并凸显了“秘色瓷”研究的方法论。     

关于"水排"复原之再探

拙作"古代科学发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及其复原"一文,是在"文物"1959年第5期上发表的,这里面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立轮式"水排"的复原;(二)卧轮式"水排"的复原;(三)王桢"农书"所载卧轮式"水排"图的复原.在本刊同年第7期上,看到了杨宽先生的"关于水力冶铁鼓风机'水排'复原的讨论"一文.杨先生有关"水排"复原问题的一些意见,有的地方,直接有助于"水排"复原的研究;也有的地方,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对复原"水排"的研究来说是有益的.在看了杨先生的文章之后,我愿就"水排"复原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作为前文的补充和修正.我在前文所提出的关于王桢"农书"所载"水排"图的复原设计,看来还是可以成为定论的.所绘制的立轮式"水排"示意图,其中的"偃木",我将它横立在"直木"的上边:杨先生认为"偃木"应竖装在     

弄壶之戏的由来再探

弄壶戏是汉画像石上常见的题材之一,其可能源自古代傩祀仪式中的某个具体的表演情节,它与后来民间杂技中的耍坛子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表演节目.     

1859年大沽之战爆发原因再探

1858年6月,清政府钦差大臣接受英法侵略者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了《天津条约》,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事隔一年,大沽口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第二次大沽之战。第二次大沽之战爆发的原因何在?通常的解释是:清政府要求英法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侵略者“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导致战争爆发。但是,征诸史实,这种解释有很大的片面性。这一片面的解释至今为一些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沿用,有必要加以订正。     

萨尔浒之役后金参战兵力再探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初的萨尔浒之役,是明廷与后金一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是关于明清兴亡的大战。因此,明廷决定倾其国力,拚死一战。命杨镐集合了明军九万人,连同朝鲜支援军一万人,分四路向兴京进攻。萨尔浒大战,《中国通史纲要》说后金参战兵力为6万人。《努尔哈赤传》说后金“仅有八个旗,约六万人”。筑城夫役计入“也不过八万人左右”。《清太宗全传》中亦写作“共六万人”。《明清战争史略》则说,或5万或6万。《清朝开国史研究》认为或6万至8万,等等。笔者认为,后金参战兵力也是10万人左右。     

电报通信与辛亥革命再探

电报能迅速传递信息,是近代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通讯工具。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充分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中,会迅速占领电报通信机关,整顿电报局所及线路,拍电各方号召响应与支持,向清政府拍发\"伪电\",扰乱对方人心等。与此同时,清政府也会加强所属区域内电报机关管理,严防涉及革命信息的电报传递。电报通信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革命参与者用以及时交流信息,推动革命迅速发展的重要工具。     

鲜虞、中山族姓及渊源问题之再探

自1974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臖）墓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山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对于鲜虞、中山二者之族姓、渊源问题亦有多家之见.在结合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并分析前人说法的基础上,此问题可以这样认识：春秋之时的鲜虞非谓中山,鲜虞当为白狄子姓,中山为白狄姬姓,战国中山当为春秋中山发展而来.     

我国旅游合同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因旅游合同的特殊属性和目的,违约责任纠纷当前存在许多精神赔偿的诉求,《民法典》第996条使得精神损害赔偿在违约责任领域出现更多可能.旅游合同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从不同角度来看都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本文将对我国旅游合同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提出些许建议,以此促进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二里头文化与夏商分界再探

二里头文化发展至第四期,二里头遗址在建筑遗迹、陶器、石器及青铜器等文化遗物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包含第四期遗存者数量明显减少,周边地区也几乎看不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四期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600。综合分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很可能为夏商之分界。     

严复与天津水师学堂再探

19世纪80年代,有关天津水师学堂的讯息已见诸英文报道,其中特别关注严复在这所学堂的支柱地位,以及严复的翻译才能。各年度《字林西报行名录》《亚洲年鉴与行名录》等资料,呈现了以严复为中坚的天津水师学堂华洋教习群体的面貌。严复与洋文教习之间多有同窗、校友、师生之谊,但与汉文教习宋恕、会办洪恩广关系不睦。除天津水师学堂职责外,严复还有兼差,主要涉及军事教育、地方事务和海防。严复主办的《国闻报》,报道天津水师学堂消息,登载学生时事政论译作,与水师学堂事宜有关联性。1901年9月前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     

再探凌家滩:以考古之光照亮文明之源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地处裕溪河中段北岸.自1987年首次发掘以来,遗址区内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凌家滩遗址...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中东铁路与区域城镇化问题再探

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催生并带动了近代东北区域城镇的发展,而以中东铁路附属地建设为发端,在铁路经济和国内外移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铁路沿线先后速度崛起了一批以哈尔滨、大连为典型代表的近代化新兴城镇,其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水平跃居全国前列,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由此开启。     

中东铁路与区域城镇化问题再探

1898年,中东铁路的修筑催生并带动了近代东北区域城镇的发展,而以中东铁路附属地建设为发端,在铁路经济和国内外移民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铁路沿线先后速度崛起了一批以哈尔滨、大连为典型代表的近代化新兴城镇,其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水平跃居全国前列,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由此开启。     

卢水胡居地与族源再探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问题,学界聚讼已久,论见歧出。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卢水胡既不是匈奴、月氏等族的旁支杂胡,也不是赀虏或者匈奴别部降人,而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曾与周武王一起推翻商王朝的卢方的后代。     

我国旅游合同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就我国旅游合同研究中的概念内涵、法律性质、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旅行社旅游服务给付的履行辅助人的责任、纠纷类型、精神损害赔偿和旅游合同立法等进行回顾,并着重关注旅游合同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新版旅游合同范本。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旅游合同研究做出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旅游合同研究和立法趋势提出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