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情结与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从宣传发动到普遍实现公社化,时间仅用了半年,但是人民公社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青年时代毛泽东对理想新村的设计和实践对人民公社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关系“,和谐大同”理想社会情结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人民公社运动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客观上与当时的“一穷二白”经济状况有关,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主观愿望的产物。     

防止两极分化:毛泽东坚守的最后底线

正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防止两极分化作为自己坚定的政治目标和坚守的最后底线,并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甚至反差中推进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晚年毛泽东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有成功,     

关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点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提出过或已经破了题但需要进一步论证的理论问题,现在逐渐变成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他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出现的问题。深化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要结合今天中国的实     

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解读

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已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积极地探索具体的实现道路与模式。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与演变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富裕观和价值取向。一方面他以生产关系的升级来努力寻求现实中的平等发展与同等富裕,另一方面他又把经济的富裕与革命精神、道德建设对立起来,从而陷入取舍两难的矛盾之中。     

论建国以后毛泽东对效率与公平的追求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有两个目的：一是赶超欧美,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二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个目的,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解决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要赶超欧美,就必须强调建设的效率;要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不能不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注意分配的公平。毛泽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在新中国建立后,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去考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的。     

社会创业推动下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形成机制研究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旅游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价值，更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创业关注社会价值，为解决我国乡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文章聚焦明月村的社会创业实践，从“主体-实践-效应-保障”这一过程视角探讨社会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作用机理与适用情境。研究发现：社会创业主体兼顾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创业目标，在创业实践过程中通过创新发展与资源共享持续推进主体赋能与社区资本提升，并建立制度化的共享机制，从而提升了乡村旅游地的发展程度与共享程度，推动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的研究发现对于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人民公社研究述评

1958年诞生的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史上整整延存了四分之一世纪,它既是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自然延续,也是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与起点。另外,对新中国产生     

“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通过“农业学大寨”和后来的“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体制“左”的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人民公社否定了自己而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取代。毛泽东为什么要树立大寨这面红旗呢？从前前后后的许多事实判断,大概因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选择、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体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早在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期他就说过：“…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

1958年,中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公社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以色列,有一种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虽没有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大,但其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的性质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熟悉以色列“基布兹”的中国人都称它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     

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后的政治沟通探析

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后,为做好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工作,在与中央领导层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说服工作,同时要求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一竿子捅到底。在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传递与交流过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民主,而且地方还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在这次政治沟通中,虽然没有道出农民包产到户的心声,但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整顿人民公社初期的混乱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9～2002年:走向共同富裕的两条思路及其实践经验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在领导中国人民奔向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经历了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阶段.两个阶段都成功地解决了特定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也都留下了新问题.实践表明:在解决共同富裕的模式问题上,指导思想起决定作用;平均主义是共同富裕的对立物,两极分化也是共同富裕的对立物;找到既有效率又富公平的分配方式,是一个社会主义难题.正确地总结正面与反面的经验,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并将实践推向新阶段.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评述马列主义中国化时说,“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其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毛泽东也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份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科学准确,但却形象而生动地大体上概括了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重要特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批判地汲取和辩证地融合中国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过程。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军事学说。本文     

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及变化原因探析

关于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美军越过三八线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中国才决定出兵援朝。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确信和美国的较量不可避免,从而对出兵始终持着积极态度。最近新公开的档案表明,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本来持消极态度,但美国迅速介入朝鲜战争并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引起中国国内政治和思想上的动摇,使得毛泽东试图出兵援朝迅速结束战争,金日成也希望中国尽早出兵提供援助,但由于斯大林的消极态度,未能实现。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以后,中国对出兵朝鲜的态度日渐消极,当斯大林与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时,毛泽东甚至告知中国不准备出兵。在出兵问题上毛泽东考虑的根本因素并非美军是否突破三八线,而是是否有利于新中国政权的巩固以及具备战胜的条件等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56项建设工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曾经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为什么要编制“一五”计划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从来就有的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新长征。但也必须看到，新中国在解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极为低下的。因而，三年恢复时期刚结束时的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显得十分薄弱和落后。回％2年，我国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人均产量，不仅…     

农村人民公社的兴起

存在了20多年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共和国历史上必须正视的事实。产生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既基于当时农村生产发展的大潮,也是中共高层及领袖毛泽东的大力支持推进,一句“人民公社好”便将数亿农民纳入“工农商学兵”兼而有之的公社。后来的事实证明农村人民公社会化却事与愿违。当年人民公社是怎样建立的,如何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请看《农村人民公社的兴起》一文。     

我所知道的“桃园经验”

问：您概要谈谈“四清”运动的历史背景。答：“四清”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有三条。第一,为了实践“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教育刚从小农传统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农村干部,始终是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几乎年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公社时期采用的“四清”办法进行整风整社,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具体形式,也为开展大规模“四清”作了准备。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

共同富裕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既要反对两极分化,又要反对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和理想追求,但共同富裕绝不是同步富裕,而是一个先富与共富的辩证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辩证统一的,深入理解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过程、核心内容和现实意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为什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党中央为什么能制定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萌芽?这些都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分不开。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则始于大革命时期,本文试就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探讨。     

江亢虎的“两新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的浮沉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自称为“倡导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命令解散。1924年,正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党又在上海“复活”了。这次,它竟以北洋军阀为靠山,打着“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这个党,在当时虽仪是昙花一现,无关大局,但回顾一下它的历史,却可以使我们看到一个假社会主义政党在大革命风暴中的没落过程。这对于我们识别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立阶段的主要内容有:资本主义制度是贫困的根源;消灭剥削制度是反贫困的根本途径;反贫困的目标是消灭贫困,实现人类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发展阶段的主要创新点有:贫困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摆脱贫困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贫困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