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对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

中国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和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刺激,就不会产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学.从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文化学理论开始逐渐被引介到中国,并很快应用到历史学领域.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对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过程更加频繁起来,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也愈加凸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但此前的研究大多为个案研究,至今没有学人对这个问题从宏观上加以阐述,本文将就中国历史学对文化学理论的吸收过程与运用作一简单梳理.     

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以及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诉求。     

评英国历史学家里格比对唯物史观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①是由西方专业历史学家从评估一种历史研究指导理论的视角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所做的评说。②作者斯蒂芬·亨利·里格比(Stephen Henry Rigby),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历史学教授。他的主攻领域是英国中世纪     

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本文考察了“新社会文化史”产生的背景 ,其理论基础 ,它对历史学带来了何种冲击和影响 ,并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哪些新领域 ,提出了历史学研究何种新方法。文章也对新社会文化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提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一点建议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高校陆续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借鉴和大胆吸收与利用的过程。由于这门课程在中国的历史较短,其中很多观点又与中国传统信奉的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迥然不同,使学生产生了很多困惑。另一方面,这门课程涉及了大量的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又让很多学生望而生畏。然而,《西方经济学》又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必开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能否学好这门课程,影响到其他后续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因此,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     

《历史学与文化理论》

本书是《历史学的实践丛书》之一,该书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全面检讨了近年来日益浸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理论,对福柯、布尔迪厄、巴特勒、斯皮瓦克等人的思想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影响进行审视,思考诸如权力、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不容忽视而又充满争议的文化理论的实质如何,从何而来,当代历史学如何受     

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

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与西方各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史学理论。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双方史学理论结构的发展呈现明显的非平衡性。即在共时性结构上,西方史学理论独立自主地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侧重本体论与方法论而忽视认识论。在历时性结构上,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移,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而由于近代科学的缺位,中国没有经历上述变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近代化(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中观史学理论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出版

姜芃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一书,已在2007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西方史学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最新资料修订而成。除一位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外,其他六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全书共分14章,即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形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法国年鉴学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的新政治史、西方心理史学、西方城市史学、西方妇女史学、西方家庭史学、西方儿童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全书不仅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涉及多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而且还从历史学与社会以及社会学术思想的关系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人们了解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出版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张光直著陈星灿译作为一种通过物质遗存对过去所做的系统调查,中国的考古和它所研究的文明一样古老。不过,传统上它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的附庸。近代以来,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从西方传入中国。最近这些年,新的考古发掘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材料,它...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模式——兼论历史学模式的难点

在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中,比较文学、历史学的研究模式应用最为广泛。比较文学的研究模式强调“归化”,以中国文化为轴心进行中外文化的勾连和比较。而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呈现“异化”,主张把握海外汉学的“外国学”本质,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外国的学术传统。而汉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只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在东方学浩瀚的宏观构架下考量汉学就成了研究者必经的漫漫蜀道。     

《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

梁启超在 1 90 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 ,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之后。本文以 1 92 9年为例 ,叙述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变。一方面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大量引入中国 ,历史学家关注的领域已经从汉族中国扩展到四裔甚至世界 ,“新史学”正在日渐试图成为“科学”并与西方“接轨” ;但是另一方面 ,在历史学界种种动向与争论的背后也隐藏了另一个问题 ,即什么才是“中国”的“新史学” ,这一新的问题引起历史学界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取向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与焦虑 ,并一直延续至今。     

浅谈从融合到创新中国油画的发展

经过中国油画发展的百年历史,从长期的探索经验和高度的理论知识上,我们了解到中国油画的发展趋向即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通过我们的不断学习,在西方油画的影响下探索中国文化与西方油画的契合点,逐步发现中国油画中国文化融合可能性,寻找并吸收积极因素,给油画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及其时代价值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逐步推进过程。这一过程的演进体现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也体现了五四前近80年间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转型的历史逻辑,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在思想文化领域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从而以其所独有的时代价值确立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世界历史的分期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本在介绍、分析和批判西方学术界世界历史权威分期法的同时,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从60,000年前分散的采猎群到今天全球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新的历史分期法。作以一种全新博大的历史观对西方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大领域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本译自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作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匮乏,致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只能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只有融理论研究于历史探讨,建立一个超越现有诸种框架之上的新时空观,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走出误区,真正对社会现实和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发掘、梳理、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本刊作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始终关注上述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我们约请了几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问题、中国古代民族史观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等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发掘、梳理、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本刊作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始终关注上述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我们约请了几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问题、中国古代民族史观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等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发掘、梳理、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本刊作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始终关注上述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为了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促进历史学在理论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我们约请了几位专业研究者就有关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问题、中国古代民族史观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等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