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内涵

清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提出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标准.然而对于章氏的“四要”美学标准志界说法各异,现例举如下:朱士嘉认为:“章学诚四要,指‘简、严、核、雅’,即志书中的内容和文字要求简明、典雅、真实,体例要求严谨.”(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姚金祥则说:“清代章学诚对地方语言文风的要求是‘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姚金祥、何惠明:《简明方志编纂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4页).李明认为:“章学诚修志罢黜传统的考据笔法,……提出的‘严’、‘简’、‘核’、‘雅’就是四条美学标准.‘严’可以理解为‘结构美’,‘简’可以理解为‘叙事美’,‘核’可以理解为‘事实美’,而‘雅’则可以理解为‘色彩美’.”(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上述诸家对章氏修志要简、严、核、雅的注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末对此     

古代方志狭义杂志价值简论

古代方志常常有狭义杂志一卷,内容驳杂,被置于志末,是名副其实的“杂志”。方志编纂者认为,有必要记载却又无法归入正志所列的各门之中的事情,统归为狭义杂志。狭义杂志不仅仅是对正志的相关记载予以补充,也从整体上对正志中所没有的内容尤其是有关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内容予以补充,还以奇闻补信史,记录一个时代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评判和向往,体现地方上普遍的社会心理,可以说是方志之中的社会心理史。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续志与前志的关系及其处理

目前 ,各地第二轮修志工作已陆续开展。对于续修方志 ,方志界有不同理解 ,其中主要有两种认识 :一种认为“续修”就是前后二轮修志工作相承相接 ,继续进行第二轮修志。如王志邦认为 ,纵观方志编纂的传统 ,重修是主流 ,后志接前志的续修是支流。“续志”应作“续修方志”解 (《续修方志与方志学学科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思考》 ,《中国地方志》1 998年第 1期 )。另一种则认为“续修”是承续前志的下限 ,在第二轮修志中编纂续志。因此 ,在模式选择上便各有主张 ,前者提出应选择“统合古今”的通纪体方志模式。翟屯建在《续志应该统合古…     

续志语言应体现的几个特点

<正>“编史修志讲用语,读志用志观文风”,这是历代修志名家特别讲究看重的大事,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宋代方志学家王象之在其名著《舆地纪胜》中讲到:“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清代方志巨匠章学诚曾主张:方志记述要做到“简”、“严”、“核”、“雅”,即规范、典雅、精当、简明、高尚、风趣,成为文汇精品。方志作为一定地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语言有它的特殊要求,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强调感情色彩,不同于议论文章要求鲜明生动,而是力求朴实、准确、简练、流畅。当前第二轮修志已开始启动,志书的语言文风是编辑工作的大事, 它是大量资料赖以依附、运转的载体,是全书之根、成书之本,须下大力而为之,笔者认为续志语言应着重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更新观念 提高志书质量

深度不够,质量不高,是新志编纂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志书社会功能释放的关键。更新观念以提高本书质量,已成为修志者的当分之急。更新哪些观念,我认为主要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修志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现实志书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已被古今史志界所公认。但对功能的表述及内涵认识不尽相同。新志编纂伊始,更多的人将方志的功能与修志目的概括为：“资治、教化、存史”。这“六字诀”既是我国古代方志功能的总结,又将其作为新方志编写的目的。我以为,对这一传统理论的全部继承,是导致新志质量普遍不高的首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几…     

志书记事行文辩议

志书记事行文关系志书质量,历代志家多有论述,有的提倡“省字、省句”,有的要求“文简事赅”、“文约事丰”,有的则认为应当做到“简、严、核、雅”。可以说,志书记事行文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其目的都在于提高志书质量。     

谈志书语言风格

本文总结历代及首轮新方志编修经验,认为志书语言风格可概括为“信”、“达”、“简”、“雅”四个字。即要求志文要真实可信,文辞通达,言简意赅,优美典雅。     

“史志同源”等于否定方志学科——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

读罢张世民先生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读〈仓修良探方志〉札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5期）,深为其独特的学术源流探究角度、考察方式和演绎逻辑所迷惑。文章对方志、方志学、起源、传统历史学等最基本的概念理解不清,反而用“史志同源”、“源流互引”、“高位整合”等似是而非的时髦词汇大加发挥,因此在方志的名称、起源、性质、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史志关系等方面都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张先生认为,方志不仅多源,而且史志同源,“传统历史学和地方志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并将古诸侯国史、周秦时期的邦国文献以及郡县文献、纪传体通史《通志》、典制体史书《日本国志》、地理总志、日本地方史等统统“整合”成了地方志。可见,张先生所谓的“史志同源”论,其实质就是方志无源、史志不分,等于否定了方志学科的存在。     

续志应具备前志重要、常用性资料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志办胡永久在《浙江方志》1998年第3期上撰文《浅议新续志的续补性和相对独立性》,该文认为续志应该具备前志重要、常用性资料.“自然环境”等篇目与前志基本相同,无需再设,但其主要内容可以在总述或其他有关章目简要勾描.其他     

试论曾国荃的方志观

曾国荃担任光绪《湖南通志》的总纂和光绪《山西通志》的总裁,为晚清这两部佳志的问世及方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的方志观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曾国荃热心修志,积极筹建志局开展省通志的编纂工作,提出修志的目的是存文移俗,昭示后来。修志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人才和资金,并把以信以诚,简赡精严作为修志的质量保证,在修志方面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对曾国荃在方志文化上的成就,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浅谈新方志的精品意识

方志是“官书”,而新方志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政府的“官书”。如何修好这部“官书”？《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李铁映说,“应有创名志、佳志、良志的意识和抱负,写出一批优秀志书来”。这就给我们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下面,本文将就新方志如何出精品谈一些浅见。拓宽思路写新写深新方志编写到今天,仅仅具有完善的体例、规范的格式,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更好把体现志书的经世致用功能,更有效地为活生生的现实服务,努力写出理论的新…     

对当代志鉴若干现象的思考

本文所称“志鉴若干现象”．主要是指在当代志鉴编纂过程中．准确地讲是进入2l世纪以来．由于编纂人员的某些想法、做法不够规范．而导致新出版的志鉴产生了一些违背自身发展规律及其性质、体例方面的问题．诸如“方志年鉴化”、“年鉴方志化”、“志鉴一体化”等。它不仅会降低当代志鉴质量和利用价值．而且会影响今后志鉴的良性发展。     

方志创新 大有可为

新方志与传统志书相比,要充分体现一个“新”字。新方志与新方志之间同样应该体现一个“新”字。就是说,要各有创造,各有面目。千万不能搞成“志八股”,不能让自     

方志文摘

张天弓在《贵州地方志》1989年第4期上撰文认为,新方志之所以尚未取得较高的学术地位及学术界的理解和尊重,其主要原因是不“新”,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甚至是语言的表述,受传统的及现在的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沉闷而缺少活力,概括     

《寰宇通志》的史源与明文渊阁藏方志

学界以往认为《寰宇通志》多取材于唐宋元地理总志,该说法并不准确。将历代地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后发现,《寰宇通志》并未查对过唐宋地理总志原书,有关内容均从《元一统志》或各地方志中转引而来。再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可知,《寰宇通志》所用的方志主要来自明文渊阁藏书,即《文渊阁书目》中“旧志”“新志”所著录者,而极少采用景泰年间新征集的方志。明文渊阁原有方志或因纂修《寰宇通志》而被整体移至左顺门史馆,即王国维所称“别置他处”。厘清《寰宇通志》的史源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该书在保存明文渊阁藏方志、还原元明地理总志文本生成过程以及保留元人避忌改窜原文痕迹等方面的文献价值,从而凸显其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浅谈政府志记述的重点

从编纂新方志的重大意义上、政府的职能、突出专志的编写特色及政府志记述内容的联系上,阐述了政府志编纂的重点应放在“施政”方面。     

来稿摘登

广东省广州市志办曾新来稿论述了首轮方志地图入志的不足以及第二轮修志地图入志的选取原则。一、首轮修志地图入志的创新与不足:1.新方志的入志地图在绘制技术上有较大的提高;2.新方志的入志地图在内容方面有较大的突破;3.新方志的入志地图在类型与形式上趋于多样化,随文插图大量增加;4.新方志的入志地图在配置要求上尚不规范、具体。二、第二轮修志入志地图的选取原则:1.多角度反映基本地情状况的原则;2.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原则;3.规范配置与绘图技术原则。(詹利萍)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林位芳来稿认为,近年来地方志大量出版,志评也随…     

谈人物志的编写

“古今方志半人物”,方志记述人物,能够集中、典型、生动地反映时代风云。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把人物志视作“志中之志”、“书中之髓”。在方志界历来就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的说法。地方志中设人物志,不仅可以存史资治,帮助人们从入志人物的研究中获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信息,而且可以“人从史出”,通过“评说一方人物,激发千秋爱憎”,用生动的人物资料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达到“反映历史、服务现实、振奋精神”的目的。     

务实求实 创新创优——评新编《呼兰县志》

中华书局1994年12月出版的《呼兰县志》(以下简称“呼兰志”),是一部特色鲜明,有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好志书.管见所及,其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兹分列评述如下:一、体现了务实精神和创新意识当代新编方志,普遍重视实行继承与创新结合,这是一个十分突出、十分显著的特点.从已经出版的新方志来看,其创新表现又各有所异,使志苑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吐芳竞艳的美丽景象.“呼兰志”正是这样一部志书,其篇目设计,既和其他新方志一样采用“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坚持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通行做法,还“采取大编式和小编式相结合、章节体和条目体相结合的模式,借鉴系统论的方法,使之形成大系统含小体系的完整统一的格局”(引自“后记”),使当代新方志的共性和“呼兰志”独特的个性,融于一体.因之,其具体篇目既有与其他新方志相同或类似的编章节,也有彼此相异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