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八一三”淞沪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70周年了,那时我还年幼,但因当时父亲身处淞沪战场,所以对许多事还有很深的印象。我父亲彭戢光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当时我已知道父亲在上海参加对日抗战,报纸上不断传来他     

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

1937年“七七”事变时,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后因战事紧张,校里的教员和学生都陆续疏散走了,老舍先生抱着“一个教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到来,把我那点珍宝在了去”的心情,也赶紧出走。11月18日夜,他离别妻子和儿女,自己提着一个小箱,好不容易挤进了人满为患的火车,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到1938年7月30日,老舍先生在武汉生活了8个月。主办“文协”和《抗战文艺》的工作当时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罗致这些人为自己所用,但文艺界的人不上这个当,国民党无法把这些…     

贵阳解放了

1945抗战胜利那年,我父亲的至交友人、医学博士朱懋根先生从美国留洋归来,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委任,到位于市郊湘雅村贵惠路上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接任院长一职。朱先生到任后,手下缺乏得力的办事员,于是就聘请我父亲到他那儿去帮他做事。曾经20来岁就在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做事的我父亲,先是担任朱先生的秘书,后又担任事（总）务科科长和教育出版科科长。     

忆西藏著名的爱国人士——詹东·计晋美

詹东·计晋美是我的姑爷爷（父亲的姑父）。20世纪30年代末期,父亲在重庆念高中时,詹东·计晋美当时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陪都。事实上早在1929年九世班禅就在南京设立了班禅驻京办 事处,抗战期间,班禅办事处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     

先有风骨俊 始能翰墨香──记父亲楚图南和几位书法家的交往

父亲一生热爱书法,在他的晚年,书法甚至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在父亲的一生中和几位书法家有过友谊及交往,并收藏过一些名家的书法作品,这些都成为父亲一生经历中值得回忆的记录。在我们保存的父亲收藏的书法作品中,时间最长的是胡小石先生的作品。胡小石,字光炜,浙江嘉兴人,比父亲年长十一岁,抗战期间与父亲都在昆明,并同在云南大学任教,当时胡小石任文法学院院长,父亲任文史系主任,因而时有接触。胡先生为人正直、笃实,在中国古文字、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很受学生欢迎。父亲当时虽任文史系主任,但…     

难忘的“一二一”运动

62年前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是广大青年学生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我见证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轰轰烈烈的运动情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当时我在西南联大学习,这所在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是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文艺大军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向宛平守军开火,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我二十九军予以坚决还击,吹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战斗号角。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我国的美好河山。铁蹄踏过,血流成河;山河破碎,大地呜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七七”事件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一场收复失地,打击侵略者的全民抗战,在神州大地展开。     

武汉抗战教育研究会述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铁蹄大举南侵，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武汉抗战教育研究会也随之应运而生。 武汉抗战教育研究会是当时武汉地区文教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它的出现，与当时国内文教界重要进步团体──上海国难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战时教育》的南迁有直接关系。１９３７年９月，中共考虑到随着战局的渐趋恶化，上海势必成为孤岛，因而有必要马上去国统区开辟一个新的文化宣传阵地。为此，决定从上…     

我在中南海开车

正进入中南海我十几岁时随父亲从河北老家到北平。解放前父亲是北平一家车行的司机。1944年我18岁时,父亲托人把我送去了新街口南大街的永茂车行当学徒。日伪统治时期,中国人没有地位,学徒工的生活很辛苦。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北平迎来的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接收大员。本想今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不料国民党和日本人一样,都是欺压老百姓的活阎王。当时北平城里流传一句歌谣:"盼政府、想政府,政府来了更受苦。"可见国民党政府     

宋美龄与抗战期间的伤兵救助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1945年抗战胜利至今60多年过去了.在60多年前中国的八年抗战期间,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侵占我大好河山、残杀我苦难同胞,中国军队为了保护家园,浴血奋战,献出多少宝贵生命,有多少勇敢的将士在疆场致残、负伤!由于这是一场敌强我弱、空前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国军队不可避免地存在伤残、伤亡的严重现象,伤兵救助成为关系到中国能否维护士气民心、维持长期抗战的重大问题.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低调谦逊的翻译家梅绍武

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前辈梅绍武先生。梅绍武,别名梅葆珍,是梅兰芳的次子。据绍武说,“父亲的前三个孩子都夭折了。当时北京城里有两位长寿者,一名叫葆琛,另一名叫葆珍。父亲就移花接木变成哥哥和我的名字,借借老寿星的福气。”抗战时,梅兰芳蓄须明志,居住香港,他忧心日本人阻拦他们离港,遂将排行老五的葆珍的名字改为绍武。     

一张60年前照片引起的回忆

60年前,举国上下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一天（9月3日）,父亲宋成志带着我和弟弟（汝正）,到家乡浙江临海当时最有名的照相馆拍下这张照片。照相前几天,父亲对我们讲了许多打鬼子的故事,我们都很开心,父亲就说：过几天带你们去拍照,照相时也要这样笑。我牢牢地记住了。可是到了照相馆,看到许多陌生人看着我们拍照,摄影师一个劲地说：笑!笑!觉得又紧张又难为情,怎么也笑不起来。     

抗战初期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验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参加军统训练班经历的生死劫难

颠沛流离求学路 1937年11月,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侵华日军在大沽登陆后,沿津浦线进逼济南。济南城内已是人心惶惶,大批学校机关纷纷迁往内地。那时,我刚上高中,父亲是山东大学数学系教授,家境还算殷实。由于当时学校已经停课,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开阔视野,少不更事的我带着家父给买的一辆英国产自行车,先坐火车经由陇海线到达西安,然后骑上自行车一路风餐露宿,最终来到了飞将军李广的故乡龙城天水。我在天水盘桓了一段时间,饱览了周边地区的秀丽风光和人文景观。最后在天水国立第五中学继续学业,近一年后高中毕业。     

女儿心日中的饶漱石

我1938年出生在巴黎,当时父亲和母亲陆璀被党派到法国工作。而后不久,他们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只得将我寄养在我出生的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临时加以照顾。1939年,父母从美国奉调回国参加抗战时,本想取道巴黎把我一同带回,不料动身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上交通中断,他们只得改道回国,而我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国。我们一家人也就这样天各一方近十年之久。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宋庆龄在香港的抗战活动

宋庆龄在香港的抗战活动■文／董汉昀张宝善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日本法西斯已经侵占了上海、南京,正用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家园。为了得到为全民族抗战服务的自由,宋庆龄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尽管神州大地到处烽火连天,但香港因其具有特殊的...     

抗日战争前后的北京满族人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7月,又把北平划归河北省管理。北平在全国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经济更加萧条。随着日寇铁蹄的逐步侵入,北平满族人民奋起汇入了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斗争的洪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北平市的满族人民与汉族和其它民族一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残酷的民族压迫,艰难的贫困生活,许多人在沦陷期间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由於当时的广大满族人民的姓名     

我在苏联的青少年生活

奔赴远方我的家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边。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母亲独自一人带着我生活。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又是小脚,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非常贫穷。我常常问母亲,我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只是暗自垂泪。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参加了革命,是红军中的一个高级指挥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到处搜捕我们。当时在家乡实在危险,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和我,躲在武汉一个亲戚家。1937年的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那一年我9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呆呆地看着他,觉得很陌生,没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