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整合格局的变化

晚清以降,在内忧外患交侵之下,乡族自治传统下的地方社会秩序陷入困境。随着国家扩张权力需要的增强和地方资产阶级化新兴士绅的倔起,一种以国家与新型地方精英的合作为基础的新的地方权力格局呼之欲出。当然,由于传统势力的牵制以及国家权力与地方精英权力之间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地方权力重建过程充满了复杂的纠葛与冲突。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魏光奇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近代浙江省地方自治制度与实践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的广度几乎遍及各州县乡镇.虽然各地自治风潮涌动、军阀肆意扼杀,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自治走向由国民党政府引导推行的道路,在制度上和实践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此间鉴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加强保甲制度,日渐控制和干预地方自治.浙江省地方自治在短暂发展之后,愈益背离其本质.     

浙江省历史上地方自治回顾

清末民初,浙江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州县乡镇已普遍存在。虽然各地自治遭遇各种顽固势力的抵制、扼杀,但地方自治的精神却已影响和改变着基层社会。辛亥革命的成功为浙江地方自治的发展准备了政权基础,推动了浙江省议会的成立和自治法律的颁布,探索了城镇乡的基层社会自治,对民间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即从浙江省自治制度的演变和基层自治实践角度着手,对浙江省地方自治作一简要回顾。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5元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历史变迁中的又一次大变局,在这个被称之为"转型时代"的历史过程里,关注世界、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全书利用了大量报刊、日记、文集等资料,从受众层面和地方视角对"排满"思潮、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学生生活、江浙地方读书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教科书以及清末咨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等问题做了细腻而     

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初江南地区的市镇都要标明位于何“都”何“区”,目的是表明每个市镇像乡村一样都要履行纳粮当差的职责。自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流行,但更多的是借助巡检司等县级以下行政组织的管辖区界定其范围。清中叶以后,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与一向凌驾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的地位,但直至清末民初乡镇自治期间,才逐渐产生出今天所理解的“镇管村”的机制。20世纪初江南地区围绕“市镇”标准问题所产生出的诸多争端,其实是各种基层区划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累积”的结果。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晚清直隶灾荒及减灾措施的探讨

直隶是晚清时期全国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位居全国之首。本文分三部分探讨了晚清直隶灾荒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及减灾措施。第一部分,主要以水旱灾为例,从其时间、空间分布特征来论述晚清直隶灾荒的严重性。第二部分,阐述晚清直隶灾荒不仅造成社会经济的衰退,人员的流徙或死亡,而且还引起了人们心理的震荡,从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激化了社会矛盾。第三部分,探寻晚清直隶减灾的措施,尽管减灾措施在传统的备荒救灾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总体上效果不佳。     

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荒政书集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所做序言略加修改而成。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对荒政书的内涵与外延作出新的界定,进而对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的总目(包括现存、已佚及外人著译类)进行全面考订,同时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荒政书的编纂体系及其演进的脉络,对由此反映的中国救荒思想与救荒制度的延续与变动也做了概要性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谢家福与光绪十五年江苏苏属水灾义赈

光绪十五年,江苏的苏属地区发生重大水灾,之前曾在华北等地举办义赈的苏州绅士谢家福发动各方力量举行义赈。他号召大批外地绅士前来协助,与本地绅士一起,共同举行散发钱物、以工代赈和掩埋尸棺等赈灾措施,在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此次义赈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将江南绅士在以往外地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益,从而保证义赈活动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此次义赈还首次提出和运用"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合作运动述论

华洋义赈会为防救农村灾害,为复兴农村,而倡办了农村合作社。这逐渐为其他注重农村的团体所仿效,从而形成了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该运动中,华洋义赈会的成效最为突出,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明代是一个多灾荒的历史时期,在赈济救灾方面,明朝政府发展了前朝劝分赈灾的措施,把旌表制度运用到灾荒赈济中去,这就是义民旌表。义民旌表主要是用道德表扬的形式来奖劝、酬答富民的仗义疏财。义民旌表在充实仓廪、灾荒赈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后期“保富论”的兴起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试论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

本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灾活动,认为左宗棠重视灾前防治和灾后生产恢复,其救荒活动体现出注重救治结合、因地制宜和办赈得人等特点。左宗棠救荒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与他早年的困苦经历和所受教育有关,更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

长期以来,学界甚少注意盛宣怀在光绪四年办理的河间赈务。实际上,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认识河间赈务与盛宣怀同时期洋务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盛宣怀此时的整个实践活动及其内在脉络。这个例子同时表明,要推进盛宣怀研究,不仅应对其以赈灾事务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给予足够重视,而且应根据这类活动蕴含的社会史脉络,为理解盛宣怀增加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