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秘书尚丁是如何洗去“军统特务”嫌疑的

与王文正老人相识是为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土义正当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审判的全过程。采访中我还了解到,     

伍修权在审判“两案”中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头绪繁杂,要求严格,举世关注,却无成例可援。资深的革命家、外交家伍修权受命于关键时刻,以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智慧梳理历史脉络,破解重重难题,力求使“两案”审判“经得住子孙后代的考验”。图们将军生动的回忆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世纪大审判背后所发生的一切。     

审判江青

正1981年1月25日,是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正式开庭宣判的日子。法庭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旁听席上早已坐满了人,都屏息以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判。开庭以后,由江华庭长宣读判决书,因为判决书很长,有1.6万来字,江华庭长读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我(伍修权)接着宣读,这一部分的最后,就是对这批罪犯的判决了。江青这个人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始末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公开审判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一书的篇章。不仅因为此次审判申张正义、惩治邪恶,更因为它是中国走向健全法制的标志。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下,它突破了当时的思想禁区,区分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明确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以及如何量刑……本文再现了错综复杂的审判过程,详细描述了历史现象背后的种种内情。     

“两案“审判的台前幕后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２０年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林彪、江青集团是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凭借窃取的权力和地位,干了数不胜数、骇人听闻的坏事,对他们进行审判是全国人民的心愿。１９７９年８月,中央召开“两案”审理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团犯的不是党的路线错误,而是触犯了《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按照法律,依法审判。成立由彭真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 对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国际上有各种看法,有…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正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进行审判。下面一组图片,再现了这一次世纪大审判的庄严和神圣。     

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四人帮”对“七二○”事件的镇压早有预谋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     

江腾蛟受审记

江腾蛟,身经百战,38岁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系当时最年轻的将军。然而在文革中,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的他,却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代号“歼七”。1980年12月江腾蛟受到法庭的审判,他承认了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为江青充当打手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家、参与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等罪行。《江腾蛟受审记》—文对此进行了披露。     

张春桥与王洪文鲜为人知的“婚事”

最近,我在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的采访中,他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中)

庄严的法庭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许多偶然巧合中,却寓含着必然规律。1980年11月20日,是中国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日。巧的是35年前同月同日,在德国纽伦堡开始了对希特勒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在同一个11月月20日,举行了两个都是举世瞩目的超级审判,一个审的是挑起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一个审的是造成全国灾难的元凶主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设在北京市正义路甲1号,在正义路上举行正义的审判,这也是个巧合。似乎当初起这个路名时,就预示了它后来的凛然正气,正如当年林彪、江青一伙疯狂作乱时,也预示了他们后来必…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     

武汉“七二О”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众,遭受围攻、殴打、抄家,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     

谢富治这个人

谢富治是开国上将之一。但在“文革”开始后,谢富治因抢先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而“立功”,受到江青的重用。此后身为公安部长的他,参与制造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及“二月逆流”事件,又炮制了《公安六条》,并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等,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大量冤案、成为林彪、江青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请看《谢富治这个人》一文。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回忆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提出要措“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众,遭受围攻、殴打、抄家,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7月14日,谢富治、李作鹏、王力等来武汉。7月18日,林彪死党叶群亲自给武汉空军原副司令员、林彪死党刘丰打电话说：“武汉的形势要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王力等背着毛主席、周总理,秉承林彪、“…     

夏衍在逆境中的硬骨头精神

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１日,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剧作家、电影组织家、报告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夏衍,倾听了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血泪控诉。在最困难的时期,夏衍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电影界的“祖师爷”、“权威”、刘少奇在电影界的“总代理人”,是“离经叛道论”和“火药味论”的倡导者,是“日特、美特、中统和军统特务”,是“周扬反革命集团核心成员”。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到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５日关押了近１０年,右腿胯骨被踢断,锁骨被打断,并被打成便血。林彪、江青一伙对夏衍为什么如此残暴？原因之一是江青为了掩盖她３０…     

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看望正在养病的林彪,以“文艺革命”为名,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要求林彪支持她,用她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的话说,是把林彪当“尊神”请出来。林彪对江青的设想,表示赞同和支持。两人进行了政治交易,江青希     

回忆为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1967年四五月间,林彪、江青提出要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随后,武汉到处出现了“打倒陈再道”等标语,江青更明目张胆地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武汉一些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进行抵制的群众,遭受围攻、殴打、抄家,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甚至发生大规模武斗。7月20日,武汉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