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与冷战的起源(1944-1950)

冷战起源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美英“特殊关系”的设想（1944—1945）、迅速发展（1946—1947）和正式确立（1948—1950）三个阶段中的发展及其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互动,推动着冷战逐渐变为现实。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战略基础——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最高决策层之间密切的个人友谊网络;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恐惧感与冷战思维的发展;基于对外在威胁的相同理解而产生的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共同责任感与战略利益。冷战的起源伴随着全球规模的势力均衡的形成,然而,新的势力均衡对美英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美英“特殊关系”是无形的,而冷战是有形的。无形的“特殊关系”推动着冷战的发展,有形的冷战也考验着无形的“特殊关系”。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有形冷战起源的决定性因素。     

从叙利亚危机看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修复

二战后美英关系素有"特殊关系"之称,但苏伊士运河危机使美英关系产生裂痕,名声受损的英国通过干预叙利亚,成功地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他们之间仍可说是"特殊关系",这是由英美之间长期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所决定的。叙利亚危机结束后,美英之间的合作精神融入到中东以外的更大的冷战中。     

美国撤离土耳其“朱庇特”导弹的决策、交涉及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将可携带核弹头的"朱庇特"导弹部署在土耳其。除遏制苏联的军事需要之外,"朱庇特"导弹对土耳其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心理价值。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一方面决定撤走"朱庇特"导弹来换取苏联撤走古巴导弹,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避免此举破坏美土关系。不过,美国在提供补偿方面未能满足土耳其的要求。"朱庇特"导弹的撤离导致土耳其对美国信任度下降,弱化了美土同盟关系,迫使土耳其政府重新审视之前"亲西方"的对外政策,继而转向更加独立自主的多元外交。美、土两国围绕"朱庇特"导弹撤离产生的纠纷,反映出冷战时期美国与其盟国由于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相差悬殊和审视问题的视角不同,难以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意志。     

邱吉尔与“冷战”起源

在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冷战”首先是由美国挑起,它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借口,以反苏反共为宗旨,因此,人们往往只注意美苏关系的演进,却相对地忽略了美英关系,特别是邱吉尔在“冷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邱吉尔是英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邱吉尔始终是英帝国利益的捍卫者。二战期间,他的帝国主义立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均有表现,特别是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他一直在煽动美国与苏联冲突,对美国发动“冷战”起着不可忽视的推     

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维系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消失,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被冷战局面取而代之。 冷战起源于欧洲,后又扩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作为战时“三大国”之一,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英国积极促进美国实行冷战政策;但在亚洲,英国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作用。人们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研究得较多,对它在亚洲的作用谈得较少,本文以战后十年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为例,试就英国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

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张小明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的对抗。两个超级大国继在欧洲的紧张对抗（１９５９—１９６１柏林危机）之后,又于加勒比海地区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因此,古巴导弹危机是分析冷战时期东西方冲突的性质、...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诺维科夫报告”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外交政策

1946年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一份题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这份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判断,对冷战爆发前的苏联对外政策产生了某种影响作用。中外学术界对这份报告颇为关注,本文认为如果把诺维科夫报告视为苏联在战后初期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同凯南的“八千字长电报”相提并论是不确切的。     

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美苏解密档案展示的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秋冬之交,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一场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的核对抗,几乎把人类投入热核战争的深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进程中的一次极限,也是20世纪历史上最扣人心弦的重大事件之一。     

朝鲜战争与英美关系

冷战初期 ,英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建立的“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英国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最主要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但是 ,这种“特殊关系”并不表明英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对美国一味给予支持。围绕朝鲜战争和对华政策 ,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和矛盾 ,从而使英美“特殊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由于实力有限和对美国的依赖 ,英国不得不一再向美国做出妥协、让步 ,以避免双方关系的破裂。对于英国来说 ,维护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朝鲜战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     

普京布什导弹之争

在6月上旬举行的八国峰会上,普京和布什相互“怒视”。这对曾经关系“温馨”的大国领导人,是因为美国执意在东欧布置导弹防御系统而相互叫板的。他们强硬的言论令国际社会为之一惊:难道地球上将再次出现“新冷战”?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与里根政府的对苏政治竞争策略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是冷战后期发生的一场危机事件。在里根政府对苏新遏制战略和新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决心利用该事件对苏联展开政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构进行了精心策划,从舆论宣传、双边制裁、联合盟友、操纵国际议程四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强硬姿态和行动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战争恐慌,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助推了东西方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星球大战”计划、“优秀射手83”军演等行动一起导致1983年成为冷战最激烈的年份之一。但空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民航安全领域的合作。     

春秋战国的“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逐鹿。在这一动荡时期,“士”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特殊时期“士”阶层的分化与价值观、“士”与王侯的关系及“士”的主要特征。     

古巴导弹危机对军控与裁军的影响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一次最严重正面对抗,整个世界都濒于核战争边缘。惊心动魄的十余天中,美苏双方从剑拔弩张到逐渐趋于和缓,最终平稳解决了这一危机。本文尝试将这一危机和军备控制与裁军进程联系起来,探索这起事件对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影响。     

神秘的伊朗“人弹”部队

面对美国“别动队”打响的“秘密战争”,伊朗军方公开宣称,他们已经组建了一支4万人的自杀式“人弹”部队,随时准备对美英发动报复性自杀袭击。发誓不惜粉身碎骨     

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

冷战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在后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来仔细考察和重新评估冷战史。自从冷战国际史项目于1991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以来,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过去十年美英两国冷战史研究新发展、新动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现状,做一总结归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的主要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料来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英国冷战研究概况等。     

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冷战史是后冷战时期受到中国及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 2 0 0 2年 8月 6日至 8日 ,北京大学现代史料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及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主办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与会学者 ,围绕着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题 ,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学术交流。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　　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和基本特点 ,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亚的影响密不可分。张振江 (中山大学历史系 )的《美国与中苏关系 :以雅尔塔…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研究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提出的保持外蒙古现状的条件,但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启动了与蒙古建交的行动,正式承认其为独立主权国家,并在联合国关于蒙古入联问题上投了弃权票。由于担心蒙古不能入联引发连锁反应对美国不利,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对台湾当局施压,迫使其没有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蒙古于1961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柏林危机和台湾当局的极力反对,肯尼迪政府未能在任内完成与蒙古建交事宜。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蒙古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亚洲内陆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质,即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冷战中的老挝--肯尼迪政府与1961-1962年老挝危机

印度支那地区（越、老、柬三国）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当时美国政府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半月牙遏制线包括朝鲜半岛38°线、台湾海峡、印度支那17°线。冷战期间,在这条遏制线上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两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危机（1955年台海危机、1958年台海危机、1961一1962年老挝危机）。肯尼迪政府在处理老挝危机时显示出其灵活的一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本质仍是其前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中立是不道德”原则的变种.其根本目标仍在与东、西方冷战中掘取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的亲近或支持。老挝危机的政治解决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干涉的重大升级,从而使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