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     

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区旗地管理人员考述

旗地是清朝的一种特殊土地形态,是满清王公贵族的重要经济来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接管了京直地区数量庞大的旗地。为了增加税收,充裕国库,历届北洋政府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旗地进行管理和处分。在此过程中,各级旗地管理人员的个人操守对于旗地处分的成功与否产生了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本文结合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对京直地区各级旗地管理人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以期深化对北洋时期京直地区旗地问题的研究。     

惯性与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公司股息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的股份公司在股息分配方面,依旧普遍执行"官利"制度,显示了这项受"非正式约束"支配的"正式制度"的强大惯性.官利之制虽然是创业者向投资者的妥协,但毕竟不合世界实业通例,企业家等有识人士在对其予以评判的同时,也力求进行改革.不同的变革方案与实施措施,汇聚成北洋时期官利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显示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     

北洋政府时期顾维钧与中俄建交交涉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摆脱封建落后的状态,并成功地加入了国际社会。同时中国新一代的职业外交家逐步成熟,顾维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对于推动这一时期中俄建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他自己在国际社会享有极高声誉。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

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初探

北洋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文官考试令>基础上,几经修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以往的研究多注重于北洋政府文官考试法规与制度,甚少关注其实践过程.就文官考试内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取代了八股经文,故参加考试的考生多为饱蘸新学之人.但因近代学堂对新式人才的批量生产,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导致文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后的考生虽大多能得到实习安排,但期满后却难被委以实职,这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     

记忆之外的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历史的长河里虽然时间不长（1912—1928）,但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时期：帝制终结,共和初始,革新与保守兼容,南北政治冲突,国体与政体纷争,军阀派系博弈与内部倾轧交织……     

孙宝琦与烟潍铁路的筹建

1861年8月22日,烟台在开埠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诞生了大批近代民族工商业。但是伴随着青岛开埠,烟台在山东省内的地位出现下降,为重振烟台经济,烟台绅商一直寻求修建一条铁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作为山东巡抚的孙宝琦是政府和民间的沟通的纽带,虽然他一直为烟潍铁路的筹备努力,但是孙宝琦作为地方长官未能有效调和政府和民间的矛盾,从而烟潍铁路未能得以兴建。     

平政院与北洋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为基准

平政院是北洋政府时期中西合璧式的二元司法体制代表,在当时对遏止贪腐渎职及行政权力滥用损害民虞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促进了民初立宪政治的成长,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奠下根基.然而,平政院之权源于大总统,本属行政权,其制度内核更是沿袭司法、监察为行政服务的专制遗风,是基于维护北洋政权之初衷而设立的大总统“御用政治机关”,在其具体运行中,维护民权差强人意,绩效不彰.尽管存在诸多批评,平政院于新旧更替之际,作为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开拓者,仍属难能可贵,于今日亦颇多启迪,值得研究借鉴.     

北洋政府元首们的最后归宿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     

筹建民盟汉口市支部的回忆

民盟武汉市委是由解放前的中国民主同盟汉口市支部发展起来的.它的正式建立是1948年的事.不过,它最初的5个筹备委员马哲民、唐午园、李伯刚、吴传启和我早在1945年抗日胜利后就陆续来到武汉地区各自进行盟务活动.唐午园、吴传启是1946年从重庆来汉口的;马哲民是张笃伦任湖北省主席时由重庆到武汉的;我原在民盟云南支部工作,1947年春来汉口,在汉口精业专科学校、武昌高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等学校教书,并从事些民主活动。     

从一张国库券看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兼论我国债券的产生和发展

在我收藏的民国债券中,有一种“中华民国财政部定期国库券”(见图)。它是原西南财经大学左治生教授在财政部人教司主持召开的《中国财政史》教材编写会1984年乐山会议期间赠送给我的。今年春节后,正当我写信与中央财政金融大学孙翊刚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孙学教授商量为左老先生庆祝百岁生日时。收到了四川社会科学院左名昭先生的来信,说他的父亲(左治生教授)已于年前离世。     

胡三秀与虞乡中学的筹建

胡三秀是我1946年至1947年虞乡中学的老师。20世纪80年代,我在山西省政协分管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工作。当时,年已70多岁的胡老师来到省城。同我谈了几个人的政策落实问题。谈话之余,我从老人那里还了解到一些解放前虞乡中学筹备建校的情况。这次谈话,对我很有启发,现忆述如下。     

平政院与北洋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

民国成立后,在借鉴清末行政裁判院的基础上,北洋政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行政诉讼审判机关平政院。长期以来,世人对平政院的评价极低,甚至讥讽为"贫症院"。本文拟通过梳理平政院的职掌与工作,探讨该院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司法行政权的无限扩大与司法权的相对缩小——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为执掌司法行政的机关。司法部在清末为法部,北洋政府时代称司法部,隶属国务院。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改称司法行政部,其隶属关系中间屡经变更。有时隶属行政院,有时隶属司法院。     

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

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所谓的西汉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东汉建武、永平之政等,皆堪称一代盛世。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伴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     

回忆“神龙”落户与武汉开发区的筹建

汽车,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开发轿车产业．是武汉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的夙愿和800万武汉市民的期盼。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面对昔日坡岭起伏的土地上崛起的现代化的汽车城,看着满街奔驰的富康车,我们几个老同志回忆轿车项目的落户与武汉开发区的筹建过程,感慨良多,可谓一言难尽。     

延安时期的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系统记载一域地情的权威政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为各种政权所重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艰苦卓绝的施政条件下,也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旧志收集和保护工作。1939年11月23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教育厅长周扬联名签发了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