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中共建党初期扩大群众基础的认识和实践发展

中共建党初期对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认识与实践有三次飞跃：第一次由不与其他党派联系到与其他党派建立联合战线。第二次由与其他党派建立联合战线到在其他党派中发展自己的党员。第三次由对土匪、会党的偏面认识到客观认识,在会党中发展自己的党员。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

从1939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宪政运动中,中间势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统区,各中间党派与中共并肩作战,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推进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对这一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进行系统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邹韬奋为何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

1941年2月下旬,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和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共之间对皖南事变善后处理意见有分歧,中共参政员已经宣布不出席这次大会。为了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团结抗战”的假象,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别需要中间党派参政员出席这次大会。     

坚持合作 多做好事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在纪念人民政协建立45周年之际,重温历史,哪怕是一点片断的回顾,对搞好现在和今后的工作,都有深刻的意义。记得在建国初期,曾一度产生过民主党派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中共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认为民主党派仍然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共要与民主党派继续合作下去。可是民主党派中有的人的认识就不是这样,认为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如中国人民救国会,认为已经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而宣告解散。其他党派有的也准备解散。当时毛主席赴苏访问回国,得知这一情况后,很惋惜…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是抗日战争中中间党派组织活动由分散走向政治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当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间党派为民主抗战而进行的政治结合,能够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而取得长足地进步,是与中国共产党多方面地关心、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

1946—1949年间,受国民党排斥的民主派被逼暂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曾据有国、共以外的全国第三大党地位的中间力量联盟在成立之始即利用香港,并借助中共,来建立其舆论机关。1947年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该盟的核心分子在香港已放弃中间派的立场．向左派靠拢。1948年,他们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并积极参与对中间路线的批判。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为这批国民党的异见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整力量的空间,更有利于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并有助于中间派的彻底改变和转向。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旅港小党派的代表终在1949年前后全数北上回国,迎接中共对全国的解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如果说,中国民主同盟所经历的是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那么它就是在香港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程可说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     

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

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闻黎明在中国现代史论著中,对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宪政运动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建议后,社会焦点迅速转移,原本围绕宪政的讨论也随之转变为是否召开党派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论争。从理论上说,第二...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间党派的概念,既从属于“中间派”、“中间集团”或“中间势力”,又不完全等同。在抗战时期,它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该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作一论述,敬请批评。     

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党进行政权建设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一、实行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在“八一”宣言中表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派合作的愿望,这是多党派合作思想形成的早期萌芽。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非执政地位,这种多党派合作的思想只是体现在中共所主张…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人权运动评析

人权为评估一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道德上的判断基准。只有当公民不再需要经常用人权与本国政府抗争时,此政府才被认为是合法的。鉴于史学界对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权运动尚缺乏系统剖析,本文以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为历史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主导的人权运动作认真梳理,试图阐明中间党派的宪政思想及其新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理论意蕴。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溯源——民主革命时期中间势力的形成

中间势力是国共两党以外的有着共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政团及民主人士的总称。中间势力的党派、社团在大革命失败后出现,并在反蒋抗日和救亡御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势力已表现颇为活跃,不仅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政党性质的中间势力组织,而且随着中间势力中不同政治要求和政治倾向的团体和个人逐步凝结,使民主党派的发展逐渐具备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张小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并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协定中,国民党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大体上承认了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     

为班禅返藏征服唐蕃古道

2006年6月23 日,是十世班禅重新返藏52周年纪念日。回首当年,不能不提到护送班禅返藏的范明将军。范明原名郝克勇, 其父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由于范明与杨虎城和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的特殊关系,1938年被党派往三十八军任中共工委委员、书记等职,刚开始     

1948年“总统就职典礼合影”中的“周冠胡戴”事件

1948年5月20日上午10时,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国民大会堂举行。其后,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偕夫人抵达总统府接受文武官员集体觐贺。参加觐贺的文官为简任以上负责主官,武官为少将以上负单位责任主管共约700余人,冠盖云集,盛极一时。11点40分,总统、副总统夫妇及觐贺官员在总统府子超楼前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民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家福",照片上人物多达186人。第一排就座24人,总统、副总统夫妇四人端坐中间,左右两边各坐十人。主要为五院正、副院长、秘书长及党派、社会贤达、党派领     

梁漱溟访问延安:探求中国向何处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局为重,实践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梁漱溟对中共的态度有所好转。在此背景下,受毛泽东之邀,梁漱溟于1938年1月访问延安。梁漱溟此次访问延安有两个初衷:了解中共对抗战的态度及做法;了解中共今后是永久放弃内斗还是暂时与国民党妥协。为期18天的考察使梁收获颇丰,解答了心中存在已久的疑惑。     

究竟谁是『协商』发明人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 1945年8月,漫长的1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多个党派.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徐志摩与陈独秀的初次会面

众所周知,徐志摩与陈独秀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物。由性格而言,徐志摩风流倜傥,闲适多情;陈独秀激情澎湃,刚猛顽强。在政见上,徐志摩一贯向往民主,超然党派纷争之外;而陈独秀则早年投身革命,曾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试想,这般如此迥异的两人初次会面,一定是大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