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孝论中的生态伦理观点

“孝”是中华民族基本的传统道德之一。儒家经典中不仅有论孝专《孝经》,而且在《论语》、《孟子》、《礼记》等作中也载有大量关于“孝”的论述。儒家孝论之意义和价值及其对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积极作用,已有人作过不少深入地研究。但是,对其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个人、家庭、社会的道德要求、关系到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生态伦理观点,却尚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从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书看《孝经》今古文问题

<正>汉代的《孝经》,分为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1]。“《孝经古孔氏》一篇”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古文字也”,即鲁孔氏之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2]     

"父母恩重经变"与孝道思想的关系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父母恩重经变”以11组雕塑展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是佛教与儒家相融合的产物,也是《孝经》形象化和世俗化的体现。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

“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德一直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儒家文化。孝德,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后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孝”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根本。     

商代“孝”道质疑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劳动产品的分配极其贫乏。宗亲之间,只有血缘关系的延续,没有私有财产的授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观念中,不会有所谓“孝”的概念产生。“孝”的产生,应该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建立之后。《说文》:“孝,善事父母者。”没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不明确父子关系,谈不上什么“善事父母”,更不会有“孝”的存在。     

蔡襄论忠孝

<正>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义也。犹耳目心腹,有身则有之,非外物也。迩代以旌赏劝其孝,爵碌劝其忠,则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义矣。犹天耳目心腹,岂为人欤!乃亦若鹭白鸟玄,盖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长也?惟忠与孝,待劝而行,讵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动鬼神,故有冰鱼寒笋之事、返风起禾之应。或饰名沽誉,虽劝诸,亦可舍诸。则不     

《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其流传

《孝经》一书,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阐述和宣扬孝道的经典。汉代以来,一些儒家学者为抬高《孝经》的地位,宣称《孝经》为孔子所作。其实,《孝经》本是战国儒家论《礼》丛书的组成部分之一,于战国末年由孟、荀学派的儒者编著成专书,即所谓《古文孝经》。所谓《今文孝经》,实成书于西汉初年。而今本《孝经》,则是《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的合编本,成书于汉成帝时期的刘向之手。     

李大钊谈阳燧和阴燧

1920年,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使用的阳燧和阴燧,以及它的性质和用途,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考究,精辟地谈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燧”是取火的物具,亦称“夫遂”,又称“阳遂”,皆是取火的器具.《周礼》秋官司寇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又《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遂之齐”,郑注:“鉴,遂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礼记·内则篇》“子事父母,鸡初鸣,咸(?)漱……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金燧,右佩玦、捍、管、(?)、大(?)、木燧.”“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漱……左佩纷、帨、刀砺、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论西周孝尊祖敬宗抑制父权——兼论古史研究中经史方法的运用

西周孝以祖为对象,健在父母不与;孝主体以君宗为限。西周孝之尊祖大异于殷,即在其政治、血缘合一,孝包容新旧的统摄、开新能力亦栽根于此。西周孝尊祖敬宗抑父是围绕孝对象、主体的尊卑排序和强化兄统弟纲纪展开。前是政治的,后是血缘的。孝确立了始祖尊于祖,祖尊于祢的尊卑之序,它及于孝之主体,则是立“孝子”以义为据和“曾孙”而“孝孙”而“孝子”的贵贱之序。孝道所确立的这些秩序,成为周礼乐明之基础,由天子以至     

吕注《孝经》考

北宋名臣吕惠卿撰写的《孝经传》久已亡佚,本文的目的是据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草书译本窥见吕惠卿原作的基本内容。文中分析了吕惠卿的序言并尝试解读了《孝经传》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五刑》、《广要道》五章,讨认了不见于史书记载的吕惠卿的几个职衔以及西夏中晚期教育的基本情况,指出西夏政府从来也没有以《孝经》为代表的中原典籍译本作为正式颁布的科举教材。     

《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孝经》与清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即《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的关系。自顺治帝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以论体出题从而衍生"孝经论"的科举文体。这一科举文体成为清代科举选才的一个特殊标准,历经数朝的变动与争议,最终在乾隆末年退出科举乡、会试。探究"孝经论"的衍出及其流变,既可以展现清代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用意,也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科举选才取向的复杂内涵。     

中国碑帖拓片的装裱与修复(上)

碑帖拓本的装潢,大约始于初唐,最初可能是由卷子本逐渐发展到经折本。据《金(?)琳琅》记载云：唐武德九年虞世南书庙堂碑,刻成以后,拓成墨本进呈,唐太宗特赐虞世南王羲之黄金印一颗。又唐天宝四年,唐玄宗李隆基书石台孝经,李齐古上表云：“遇陛下兴其五孝,忝守国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扬文教,不胜抃跃之至,谨打石台孝经,本分上下两卷,谨于光顺门奉献两本,以     

惠山祠堂与江南家族孝悌文化

<正>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自古将孝悌之道视为和谐之源、立身之本,《诗经》中便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在无锡,孝悌文化源远流长,被誉为无锡历史文化“露天历史博物馆”的惠山祠堂群中有一座至德祠,祭祀着江南始祖家族、《弟子规》中“兄弟睦,孝在中”的典型代表——泰伯、仲雍、季札。早在3100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想传位给幼子季历,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得知后,为维护家族团结和睦,主动让贤,     

诵《孝经》以退黄巾

当席卷千军的黄巾军向都城杀来的时候,竟然有人献策“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这就是“诵《孝经》以退黄巾”的故事。     

浅析早期道教经典中的家庭伦理道德

早期道教经典提倡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虽然部分的吸收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但也形成了具有道教特色的伦理范畴。它提倡的孝文化中不仅要求赡养、尊敬和顺从父母,也进一步要求为父母求长生之道,还主张父母子并力同心,共同构建和谐家庭。     

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中小学的读经运动

陈济棠鼓吹在广东中小学进行读经 1933年6月18日,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请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并拟具“正学风办法”;（一）由教育厅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编为经学教科书;（二）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科,每星期至少授课六小时;（三）作文命题,经学题应占其大半;（四）唱歌一科,将诗经及古圣贤之雄壮诗词采入,以“养成浩然之气”;（五）考试成绩,以操行为重。     

“裱糊匠”李鸿章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作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     

《公羊疏》与北朝学风——兼论《公羊疏》的成书时代问题

《公羊疏》引《尚书》注解以郑玄注为主,并未引述伪《孔传》。《公羊疏》所引之《孝经》旧疏,具有宗郑玄注,据谶纬立说之特点。《公羊疏》多引述北朝《公羊》旧疏,是《公羊》学一度"大行于河北"的反映。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考察,《公羊疏》反映了北朝经学尊崇汉学之学风,其成书上限不早于北魏后期宣武、孝明帝之际(公元510年前后),下限不晚于北齐末、隋初(公元580年前后),很可能为东魏、北齐间燕赵之地的经生所撰。     

关于“八王之乱”结束的时间

“八王之乱”的结束是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胞弟南阳王司马模杀河间王司马颐为标志。《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及辞书、年表都将“八王之乱”结束的时间定在公元306年。这一年代,在中国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上是有出入的。《晋书·孝怀帝纪》记载:光熙元年“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城县王。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于雍谷。辛丑,以中书监温羡为司徒”。《资治通鉴》卷86也如是记载。由此可知:司马颙被杀是在光熙元年十二月己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