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契丹认知与航海探险

英国人最早知道契丹,应源自1141年西辽契丹王耶律大石率部打败了塞尔柱突厥人之役.耶律大石由于此役被西欧十字军国度神化成了拯救基督徒和协助十字军东征的“约翰长老”,其所建立的西辽契丹也成了基督教的圣地.15世纪末,具备了远航能力的信奉新教的英国航海者梦想通过东北或西北海域以找到一条通往东方契丹的捷径,打破天主教势力对通往东方航道的垄断.这种寻梦型的海外探险持续了三个世纪,虽未打通去东方的新航路,英国人却因寻找契丹而收获了大量的财富和领地,最终认识到了所谓的契丹就是中国.     

未崛起的北欧强国——瑞典

自从1500年左右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世界的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要转变。原先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东方国家比如中国开始逐渐式微,而借着新航路开辟得以不断壮大的欧洲国家则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超越了东方的那些古老国家。世界历史在近代也成为了一部以欧洲     

葡人开辟欧印新航路辨正

葡萄牙人开辟成功欧印新航路已经整整５００年了。一些学者认为，“开辟”或“发现”新航路只是欧洲人的片面观点。本文辨析和研讨对这一命题的各种怀疑和否定，指出，腓尼基人曾环航非洲不可信；进行探航没有返回不知所终便不足为凭；没有阿拉伯水手的领航达·伽玛等仍能航速印度；此前已有的航路只把莫桑比克中部以北的非亚地区联系起来；在迪亚士探航前，无法排除非洲如托勒密所说延伸到南极的可能性；虽然希罗多德等猜测过大西洋与印度洋相通，但也需要航海探险去开辟和证实；远洋探航当时是很艰难危险的创造性的工作。     

郑和下西洋——世界地理大探险的第一环

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探险”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发现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等。所谓新航路“发现”,是指欧洲人由欧洲经非洲直航至亚洲,但不等于亚、非之间的航路从未曾开辟,而中国郑和(1371—1433)所率舰队之七下西洋尤其不可忽视;所谓新大陆“发现”,是指欧洲等旧大陆生活者不知大西洋彼岸另有大陆,不等于该大陆无人居住,而“印第安人”正是古老“美洲”的旧主人。     

论海外奢侈品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的推动

自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一体化加速了人口、资本、物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交流,欧洲人显示出了对海外各类奢侈品的独特爱好和狂热需求。17—18世纪以来,随着英国的崛起、海外殖民帝国的确立和海洋霸权的掌控,大西洋贸易和欧亚贸易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启动起了重大作用。来自亚洲的奢侈品茶叶、瓷器、印花布、咖啡等以及来自美洲的蔗糖、烟草、巧克力等丰富和改善了英国人的饮食习惯、膳食营养和生活品味,而英国社会各阶层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也深深刺激了本国的海外贸易、产品技术革新,对于消费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十五六世纪初东西方航海“对比”剖析

以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为代表的西欧新航路开辟与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历来是历史研究的热门题目,人们也自然要将这些同是发生在十五六世纪,又分别出现于东西方的航海活动进行比较。然而在我们的有关书刊中,有关这种比较及评价不甚客观,一些结论很值得推敲。在我国对外开放     

关于新航路的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主因讨论及其对现今的借鉴意义

新航路开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性质的;而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质的。导致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对二者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实际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大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应该重视海洋,走向海洋,培养中华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及创新精神。     

关于新航路的开辟与郑和下西洋的主因讨论及其对现今的借鉴意义

新航路开辟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性质的;而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质的。导致两者之间差异的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对二者的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实际的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大国地位的确立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社会进步;应该重视海洋,走向海洋,培养中华民族的开拓进取精神及创新精神。     

明朝“借助”葡萄牙保卫海疆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等国开始了早期殖民扩张,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目标。不过,葡萄牙的中国之行似乎不是那么顺利。正德十六年（1521）,明朝水师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鲮的指挥下将盘踞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几乎全歼（仅余少量人逃回马六甲）。     

相似还是相异?——近现代国外有关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比较

正历史上的中西方文明究竟相似还是相异,(1)近现代国外学者进行过颇有价值的历史比较。在此过程中,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截然对立,但主流意见还是比较清楚的。重温这些比较对于我们从历史角度认识世情和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不无价值。欧洲对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系统认识肇始于新航路开辟后的西学东渐。16世纪耶稣会士在将天主教传入晚明的同时,也把古代中国文化带回欧洲,为启蒙思想家建构世界历史体系提供了东方     

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

当前,海外中国学(又称汉学)方兴未艾．众所周知,这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最早形成于西欧,史界一般认为始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华．然而,追根寻源,应该说它萌芽于西方人来到东方之时．葡萄牙是第一个发现通往东方航路,     

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连载十六)

<正>8.3清代黑龙江地区的道路清代(1644—1911年),黑龙江地区道路交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沿袭了以前驿运制度时开拓建立起来的道路,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在较短的时间里构成了道路网络的框架。据《黑龙江省志·交通志》载:清初,开辟了宁古塔通往鹦哥关、吉林乌拉通往宁古塔两条驿道。之后,清朝为反击沙俄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中国边境城镇,开辟了墨尔根通往雅克萨、吉林乌拉通往瑷珲两条驿     

《中国通商图》：17—19世纪中西海上交流的视觉记忆

<正>15世纪末,西方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帷幕。伴随新航路开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陆续航海东来,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角逐。在这跨越数百年的交往过程中,中西方对彼此的认识经历了从想象到亲历再到记忆的过程。来自通商口岸的港埠图像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又是记忆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     

浅析英法之争中英国战胜法国的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海洋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海权思想日益兴起。自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强国先后走上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的道路。英法之争的历史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其经历时间之久,矛盾之复杂,本文仅从英法之争最后的结果——英国战胜法国成为海上霸主法国则丢失了印度和北美大片殖民地的视角分析英法之争。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十八世纪东方外交与西方殖民主义

18世纪后半期,发源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使西欧各国迅猛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西欧新兴的产业资本为了进一步开辟和占领东方市场,加强了对印度、中国等国的侵略。18世纪中叶沙俄向东方扩张的势头也愈猛烈,它不仅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并在中国进行经济掠夺,而且把扩张的矛头扩及到日本。 在世界整个格局中看东方,东方在社会发展上无疑是落伍了。在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东方国家面临着双重任务:首先是遏制西方和沙俄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其次是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挑战,发展自己的社会生产力。在这方面,当时日本做得比     

郑和下西洋·新航路开辟·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欧美

古代景德镇瓷器,不仅满足省内、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还大量向海外输出,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和新航路开辟之后,海外交通更加兴盛,海洋贸易更加拓展,景德镇瓷器对外贸易随之大幅增长,     

论清代中期清政府对外国货币的政策

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东西方新航路开辟,外国商人较频繁地来到中国贸易。明清之际,外国商人来华购买中国商品,偶用外国货币支付。清康熙时,“时华洋互市,以货易（洋）银”,乾隆时“洋钱盛行”,到道光时期,外国货币“行用日广,公私出人,非此不济”①,似有垄断市     

北方丝绸之路佛教石窟壁画的分析研究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壁画、纺织品等文物,藏品大部分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龟兹古国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为中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是公元3~9世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龟兹石窟洞窟形制类型多样,壁画题材丰富,是联系中亚和东方佛教文化艺术的纽带。     

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

关于西汉“不韦县”地名的由来 ,无论从中国古代传统礼法、该县设立的时间或二论首倡者的学术专长等方面 ,均可证明常璩之“吕嘉说”为是 ,而孙盛的“吕不韦说”为非。以吕嘉遗族为代表的大批南越人被迁徙入滇 ,引起了当地的民族变动和户口猛增 ,有利于封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汉武帝迁徙大量南越人入滇的目的是扫除从西南方向通往大夏道路上的障碍 ,但在客观上开辟了从东南沿海通往西南腹地的交通 ,加速了西南夷中农耕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增强了他们的向心力 ,有利于古代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