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卫国纪年三考

卫出公于公元前470年第二次出奔后,南文子立公子黔为代理国君,但卫国仍沿用出公纪年,直到公元前456年出公去世,次年为卫悼公元年。《史记》记载卫出公后元共21年是可信的。"清华简"《系年》二十二章的"卫侯虔"是卫慎公的父亲,是《史记》记载缺漏的一代卫侯。卫嗣君"贬号曰君,独有濮阳"之事当发生在卫嗣君末年,而非五年。这也可从侧面佐证《史记》所载卫出公后元纪年不可缩短。     

春秋外交人才的遴选

春秋是当时所了解的中国大地,即“天下”范围内主权国家林立的时代,国际关系之复杂,外交活动之频繁,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春秋初期,作为国君的诸侯是主要的外交角色,他是一国之主,对外代表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如朝、会、盟等,理所当然地都由他出面主持或参与。这种形式当代称之为“首脑外交”。春秋中后期,外交的实际权柄逐渐转入执政大臣手中,他们代表国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是任何由他们签署的国际盟约仍须由国君“莅盟”(补行宣誓),立法程序始告完成。国君和执政大臣的分工并没有改变政权一元化     

“足下”的由来

"足下"一词是表示对同辈、朋友的尊称,意思相当于"您"。"足下"这个词出于一个典故,见刘敬叔《异苑》卷十: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出奔在外19年,后由秦送回。重耳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即位后为晋文公。晋文公欲封赏有功之人,     

新见小邾国有铭青铜器探析

近年来追缴的小邾国青铜器中,邾寿父鼎、邾眉父匜被盗于距东江小邾国墓地仅1.5千米的横岭埠遗址,器主是小邾国宗室贵族。郳公戈被盗于大韩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偏晚,是小邾国君郳公克父的自作器,综合文献记载和郳公镈铭文,推知克父应即小邾国春秋末期的国君恭公或惠公。两件邾季簠是小邾国君之幼弟为其妻仲娸作的媵器。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论春秋时期的“出奔”

出奔作为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特点是出奔的次数多,涉及的国家多,出奔包括社会统治阶级的各个等级。出奔可分为主动性出奔和被动性出奔两类。对于不同的出奔,母国和接受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这不仅涉及当时各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也关系到列国之间邦交关系的走向。     

虢仲墓出土玉器的科技分析与相关问题

<正>一概况1956年，虢国墓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历经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大规模发掘，共清理墓葬250多座，出土了33000余件（套）珍贵文物[1]，是一处规模宏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国君及贵族墓地。其中M2001虢季墓和M2009虢仲墓为国君墓，先后被评为1990、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符讖與唐德宗“奉天之難”

<正>符讖是中國傳統社會重要的政治文化現象。社會秩序愈是騷動不安,符命、星曆、讖謡等預言未來之説愈是興盛。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入援襄陽的五千涇原士卒路經長安時嘩變,擁戴朱泚爲帝,德宗狼狽出奔奉天,這就是中唐歷史上著名的"奉天之難"。德宗出奔奉天前長安社會動蕩,民怨鼎沸,"窑門出天子"等讖言一度廣爲流行;德宗出奔後,朱泚僭號稱帝,符讖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術士桑道茂所言"奉天有天子气"更被視爲德宗出奔奉天的緣由;貞元初李廣弘案證明"奉天之難"結束後符     

一句玩笑亡了两个国家

公元前684年,蔡哀侯（？—前675年,春秋时蔡国国君）娶了陈国的大公主做夫人。按照当时的＂娣媵制＂（中国古代奴隶主贵族的一种婚姻制度,是多妻制的特殊形式。所谓娣,就是从姊共嫁之妹。古时对妹称女弟,或以＂女＂字作为“弟”字的偏旁,得一“娣”字,以示其性别）,陈国的大公主可以把自己的妹妹一同带到蔡国,给蔡哀侯做妾。可是陈国的二公主早已许配给了息侯。蔡哀侯空欢喜一场,心中闷闷不乐。     

新见郳大司马器与小邾国官制研究

通过分析山东滕州大韩墓地M43出土4件铭有“郳大司马”的青铜器的形制特征并对其铭文内容进行释读,可知郳大司马器群年代为春秋晚期,器主名彊,记事采用周历,铭文“故寿其身”为金文初见。结合相关史料进行考证,认为小邾（郳）国君在春秋早期未受周王册命,应只有与职官系统相仿的家臣体系,至国君郳犁来受封子爵之后,小邾（郳）职官设置开始规范,出现了郳公戈、郳公克敦、郳大司马器群等国君称公、有六卿称谓的器物,表明小邾（郳）国的官制逐步走向成熟。     

遵礼——春秋社会礼制运行的主旋律

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使传统礼制出现了僭礼、违礼、遵礼三种情况并存的现象。尽管春秋社会僭礼、违礼事件层出不穷,人们也习惯用＂礼坏乐崩＂概括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但总体来看,遵礼仍是春秋社会礼制运行的主旋律。礼对于诸侯国的治理、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个人在社会上的安身立命,甚至春秋时代的战争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晋国新田文化的历史地位

随着晋景公迁都新田,晋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田时期。新田作为晋国后期都城,自景公十五年(前585)迁都至晋静公二年(前376)三家灭晋而“晋绝不祀”,历经十三世国君209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晋国化即称作“新田化”。新田时期连结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属于春秋和战国相交的过渡期,因而在春秋战国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意义直接规定了新田化的发展格局,也集中突现出新田化的内涵特质。     

什么是“忠臣＂

齐桓公姜小自,春秋时期诸侯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号称“春秋第一相”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首先称霸中原的国君。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贤相子产的为政之道

春秋后半期,周王室衰弱,诸侯兼并,战事频繁,天下大乱。曾经有“春秋小霸”之誉的郑国已经国势衰微。当时晋楚争霸,郑国夹在晋楚两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因遭受晋、楚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致使民穷财尽,盗贼蜂起,甚至戕杀执政,威劫国君;同时卿族专横,互相嫉妒,内乱迭起。     

晋献公的成与败

正一部晋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春秋史。在众多晋国国君中,最赫赫有名的,自然是非晋文公莫属。他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强盛一时的楚国,"取威定霸",确立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这固然是晋文公本人主观努力、麾下三军将士效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春秋以来晋国长期发展壮大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晋献公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春秋“小霸”郑庄公的崛起之路

<正>一、际会风云：郑国发展走上快车道郑庄公是春秋初年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他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一鸣惊人。郑国在春秋初年脱颖而出,率先崛起,绝非侥幸和偶然。这首先是当时整个战略环境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试论《春秋》历史叙事的成就——兼论清华简《系年》的史料来源问题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之作,《春秋》的体裁成就深受学术界的重视,但其叙事成就却一直评价较低。事实上,《春秋》存在以事件为中心进行跟踪记录的叙事特征,但在编年体的框架下,这些记录只能逐条分散在各个时间点上。如果将同组事件的相关记录汇编在一起,就能够清晰地概述出历史事件的完整进程。《春秋》记录历史,还有一些针对历史事件的细节描述,虽然字数不多,但往往简要而生动。此外,《春秋》一书中还存在个别制度溯源性质的记录,说明孔子在最终编纂时并不仅是将原鲁国史官的原始记录简单地汇编在一起,而是有一定的统筹叙事意识。新出清华简《系年》的行文,具有突出的概述特征。将《系年》的文字做逆向复原,可以推断《系年》应为摘编《春秋》类的原始记录而成,并非《左传》的简写本。     

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

2004年,在河南南阳市李八庙发现了一座春秋中晚期墓。此墓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铜礼器有7件,包括鼎、浴缶、甗、盘、匝和盏。铜鼎M1:1上的铭文自称"番子",发掘者推测"番子"并非此墓的主人,应是番国的国君,墓主人是楚国贵族。此鼎可能是番国国君赠予墓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战利品。番子鼎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番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台湾和香港学者的“春秋决狱”研究

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对于＂春秋决狱＂的研究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成果,本文对此做了学术梳理和学术述评。以此为依据,文章提出,他们的学术研究,代表了当今＂春秋决狱＂研究的较高水平;特别是台湾学者的联合攻关,更值得称道和借鉴。     

宋代四川孔庙的设置及兴盛原因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在鲁国国君的倡导下,孔子后裔及弟子在孔子生时旧宅的基础上.建立了孔庙,这就是曲阜孔庙的源起。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孔子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儒学的传播,孔庙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深刻的庙宇。孔庙在四川兴盛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宋代四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分不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