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卜藏丹津与达赖喇嘛

罗卜藏丹津是青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固始汗（也译顾实汗）之孙,十八世纪初青海和硕特蒙古地位最高的首领。他因领导了１７２３—１７２４年青海蒙古反清事件而备受史家关注。青海事变结束了和硕特蒙古的自治状态,使之纳入到扎萨克盟旗体制之下。西藏当局在青海地区及川边、滇边藏族地区的特殊权益也大为削弱。罗卜藏丹津和青海事变深为论史者关注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很重视事变前后罗卜藏丹津与准噶尔的关系,特别是所谓“阴约策妄阿拉布坦援己”①问题,相反却很少注意西藏及达赖喇嘛在事变前后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笔者…     

从派员驻藏到直接管理——由历史文物看清朝治藏政策的演进

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 1720年10月,清军驱逐准噶尔部出西藏后,在平逆将军延信的主持下,着手进行西藏政权的体制改革。清朝决定排除蒙古诸部长期对西藏的影响,转而启用西藏地方上层人物执政,通过他们推行中央对西藏的施政方针。1721年2月,清朝把平准(噶尔)战争中立有战功的藏族官员康济鼐、阿尔布巴封为贝子,拉藏汗统治时期曾任孜本的隆布鼐封为辅国公,授命他们三人为噶伦,共同掌管西藏事务。到了1723年,清朝又把康济鼐的主要助手     

罗卜藏丹津事件与清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发展

罗卜藏丹津事件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使清廷对于青海地区的治理模式与方略产生了较大转变,也使青海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产生了较大变迁,为其逐渐演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清后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复兴。     

罗卜藏丹津事件与清中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发展简

罗卜藏丹津事件善后事宜的实施,不仅使清廷对于青海地区的治理模式与方略产生了较大转变,也使青海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产生了较大变迁,为其逐渐演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清后期湟水流域汉族社会的复兴.     

青海湖祭海史话

青海湖古称西海,公元751年唐玄宗加封四海五岳,封西海为“广润王”,并进行遥祭,历代君王、中央政府加封、祭祀青海湖的制度由此而发轫。至清雍正时期,自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清廷的遥祭青海湖,变为派朝廷大员亲赴湖畔近祭,藉此加强对青海及周边地区的控制。这一惯例一直持续到1949年解放前。如今,当地民众仍保留有自发的祭海活动。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

清朝与哈萨克汗国正式交往,始于乾隆朝中期。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录副奏折为核心史料,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清朝与左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右部哈萨克众首领间的首次使者往来,确定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考察乾隆帝对哈萨克政策的转变过程。针对学界普遍公认的清哈间首次通使发生于乾隆二十年(1755)传统观点,在清朝与左、右部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双方所遣使者各为何人以及阿布赉归附动机及清廷具体考量方面提出管见,以供同好。     

青海省建省原因研究

青海省是我国青藏高原上的重要省份之一。历史上,青海先后出现过许多政权,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就开始对青海实行管辖,之后的王朝虽也进行过管辖,但终因种种原管辖的有效性并因,这种未得到充分的体现,直到清代雍正年间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才彻底结束了青海地区动乱的局面,清朝统治者在认识到了青海的稳定与西藏和新疆的稳定息息相关时,在青海设置青海办事大臣,充分掌握了对青海地区行政的主动权,同时也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控制,使得青海对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这一系列举措,就为日后青海的建省奠定了基础,而青海的建省,也成为了近代中国行政区划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疆红钱

新疆红钱系方孔圆钱,始铸于清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终于宣统元年(1909年)。虽铸造时间较长,但铸量较少。新疆红钱的由来,可追朔至康熙时期。当时,准噶尔贵族噶尔丹等勾结沙俄,侵袭青海、西藏等地,对康熙王朝构成了威胁。康熙多次用兵,才使叛乱得以平息。但事实     

“庄严妙相”象牙印

<正>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佛教开始传入西藏,但到9世纪中期最后一代吐蕃赞普达玛时,佛教又被禁绝。直到11世纪,以佛教大乘密宗为主要教义的喇嘛教在西藏兴起,陆续出现了脉系复杂的许多教派。明朝永乐年间,喇嘛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了格鲁派。因该派穿黄衣,故俗称黄教,以别于穿红衣的旧喇嘛教。黄教在西藏发展迅速,后又波及青海、甘肃等地。甘肃洮、岷一带藏民原信红教,元代萨迦派(花教)得势,取代了红教地位,至明朝天顺年间,方又改奉黄     

述论1885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

1885年,英国借口所谓木材公司事件,拒绝清政府的调停,再次武装入侵缅甸,攻陷曼德勒,灭阿瓦王朝,将缅甸沦为殖民地。 英国的行径严重地损害了缅甸国家的权益,也危及到清朝与周边邻国的和睦关系,威胁着中国云南、西藏等地的安全。缅甸是清朝的“属国”,对清朝保持朝贡关系。为了维护缅甸国家的权益,清廷表示“中华所重在乎不灭人国,贡与不贡无足重轻”。与此同时,清     

乾隆时期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关系再探讨

学界对乾隆时期的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贸易是清廷给予中亚哈萨克部的"特恩",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羁縻"关系。实际上,以清廷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有片面夸大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所具有的"羁縻"作用之嫌。首先,作为中原王朝"羁縻"游牧部落的核心要素,茶叶贸易并未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活动中;其次,以往研究忽视了哈萨克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仅将他们视为清廷‘羁縻'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此外,由于缺乏对清朝与哈萨克贸易背后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将清朝与哈萨克部贸易视作一种"羁縻"关系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

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因防御目标的变化而调整,西藏的军事部署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邻近地区的治理密切相关。清代西藏军事地理格局的变化,既反映在各时期军事防御体系、后勤保障体系总体格局的变动上,又反映在特定时期局部地区发生的调整变化上。     

蒙人驭虎图──藏族的图案与标志(之二)

西藏的所有格鲁派（俗称黄教）寺院和该派信仰群众屋宇壁画中都有这幅称之为“蒙人驭虎”的壁画,一般都绘于主寺大殿进门处的墙壁上,十分明显。画中一蒙古族勇士用铁链挂着一只斑斓猛虎,猛虎虽然显得凶猛无比,但已被蒙古族勇士所制服。这幅画有一定的历史内涵,具有特定的意思。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时期,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并不大,为了扩大该派影响,三世达赖喇嘛先后去过康区理塘、安多（青海）地方讲经说法。后来,他又应蒙古族地方首领俺答汗的邀请,前往蒙古地方传法。据史料上说,俺答汗一生南征北战,杀人无数,…     

盛京大会的遗珠：清朝对蒙古喀喇车里克部的安置

后金天聪年间蒙古各部纷纷来归后,在崇德元年的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16部49名贵族与满汉贵族臣僚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臣汗”,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在漠南蒙古地区设旗编佐的过程中,唯独喀喇车里克部未能独立建旗,随之失去原有的相对独立性,其部名也逐渐被世人淡忘。自天聪四年噶尔玛台吉率众来归至康熙四年的索诺木兄弟南下归附清朝,喀喇车里克部归清之举历时三十余年,被编入翁牛特右翼旗、克什克腾旗和满蒙八旗等不同管理体制,成为清朝管理蒙古各部的特殊案例。     

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

清太宗和世祖为使漠北喀尔喀部臣服,采取了一系列的招抚策略及措施:如以军事征伐相威胁、阻止其与内地贸易、收留其逃人、分化其与卫拉特的同盟关系、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朝觐等,最终迫使喀尔喀附属于清朝,确立了朝贡贸易关系。而喀尔喀对内地的经济依赖则是喀尔喀归附清朝的最主要原因。     

从《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看清前期边疆管理中之青海地位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的现有研究,多专注于清朝、准噶尔和西藏三方面之关系。若把对青海的关注放置于对《熬茶档》的解读,则不难发现乾隆朝准噶尔三次熬茶程序在青海的进展,决定着进入礼佛目的地西藏的成功与失败。如果说乾隆朝的准噶尔熬茶促成了清代藩部体系的最终形成,西宁管理中心和青海接待要地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熬茶档》详实的记载展示着青海在清代边疆事务中关联各路、统辖四方,又在地域、行政中自成体系的独特地位。     

章嘉呼图克图像小考——兼谈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的关系

清朝皇帝崇奉黄教(黄教是喇嘛教“格鲁派”的俗称,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主要传播于中国藏族、蒙古族地区),宫中建有众多的佛堂,供皇帝随时进行祭祀活动。在紫禁城宏伟壮观的宫殿建筑群中,这些大大小小的佛堂一直是鲜为人知的神秘世界。许多佛堂至今还完好地保持着清代的原状,收藏着数以万计的“藏密”(密宗是中国佛教派别之一,源出于古印度佛教中的密教。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间,印度密教传入西藏地区,建立了西藏密教的传统,称为“藏密”)     

边境纠纷与清朝借助达赖喇嘛处理青海蒙古事务的开端

清顺治、康熙年间,青海蒙古墨尔根台吉等与清朝之间发生了有关争夺牧地、牲畜和属民的边境纠纷事件。入关不久的清朝,应如何处理青海蒙古事务,无疑处于探索之中。史料的稀缺限制了学术界对此段历史的研究,近年来相关满、蒙文档案的出版,为此段历史的澄清提供了新的资料。边境纠纷事件发生后,清朝即刻表明立场,然交涉过程中几经周折,清朝最终选择让五世达赖喇嘛参与事件的处理。针对大草滩之争,应五世达赖喇嘛之请,曾提出划分边界的政策,后因墨尔根台吉等的婉拒而失败。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参与清朝对蒙古事务的处理,对清代西北边疆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清初西北茶马御史述论

顺治二年,清朝平定陕西后,沿袭明朝之制,由中央选派监察御史一员赴西北地方专责西北茶马贸易及苑监牧政,称“茶马御史”。茶马御史任期例以一年一更,下辖茶马司、苑马寺及孳牧诸监。受西北形势影响,茶马御史权责屡有调整,后经几任茶马御史整饬,茶、马诸务有所复兴,但始终未复旧观。由于清朝用马情况与边疆形势相比明朝发生了变化,不再专一依赖茶马御史提供马匹,加之蒙古各部相继臣服,边外平靖,已无须专职维护,待清世祖驾崩、清廷满汉关系变化引发政治形势转变,茶马御史遂于康熙七年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