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人帮”和他们的系列“阴谋电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以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还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心灵的肖像

十几年前．差不多是在当时中国摄影界的舆论经常指责什么“边疆热”,“西藏热”的时期．我开始踏上了西去之路。之后几年．我有了《天莽》和《藏人》两本影集。许多朋友都劝我见好就收．不要一年年地再跑西藏了。年迈的父母更是语气强硬。这也难怪．有几回进了藏北．实在没地方去打电话．遇到了大雪灾．家里一个月都没有我的音信。     

顶着风浪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

50年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在《党的生活》专栏里发表专文《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从这一天起，一场以理论讨论形式出现的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便掀起来了。 当年在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的25岁年轻共产党员郝瑞琛，并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栏专文有多大分量，更不知道北京派来武训老家堂邑县搞调查的武训历史调查团里的李进，就是江青。他只看到5月20日以后全国的报刊几乎是“舆论一律”地…     

钱谷融“以德报怨”善待戴厚英

<正>钱谷融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卓著。2013年10月11日,我再次来到上海华师大二村看望钱先生。对于钱先生,绕不过那篇《论“文学是人学”》,以及两年后写的《〈雷雨〉人物谈》。而这两篇对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作,当年发表后均遭批判。特别是第二篇文章,不仅批判逐步升级,而且上纲上线。更没想到的是,他的学生戴厚英这时也向他“开炮”。关于这事我进巨鹿路675号工作后就有耳闻。那天我俩又聊到这个话题。于是,     

刘雪庵的探戈舞曲与《何日君再来》

今年是“七七事变”60周年。抗战名曲《长城谣》及《流亡三部曲》(之二之三)那凄切动人、悲愤激越的歌声,通过电波传至千家万户,勾起了人们对八年浴血抗战的回忆。可是没有几人知道这几首歌的作曲者刘雪庵曾经因歌得祸的一段经历。 1957年,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刘雪庵一夜之间因为一曲《何日君再来》成了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右派”、“汉奸”、“反革命”,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批判,以及全民性的舆论声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指斥他是“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历史悠久的反革命军歌手、黄色作曲家及政客”、“一贯向人民进攻的反动音乐家”,甚至还用漫画画他在唱《何日君再来时》时,心里想的却是“何日蒋介石再来”。就这样,《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反动歌曲”,禁止出版和传唱;作者刘雪庵也在“批倒批臭”之后,戴上“右派”帽子,被“撤销职务、留用察看”,实际上也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创作权利。     

人民日报《长短录》专栏纪事——说长道短是舆论的天职

1966年5月上旬,我正在北京市郊房山县罗家峪大队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收尾工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风暴已经轰然而至,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在那个小山村里搞“四清”,“清”了大半年,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经济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四清”没有清出辉煌战果,本已无精打采,每天看报听广播,雷声隐隐,山雨欲来,更被搅得心绪不宁,一心只想快点做完收尾工作好回城去。一天早晨,广播当天一篇《解放军报》的文章,又点了一些作品的名字,其中有一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长短录》里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统统要批判。”     

官办商报：清末督抚控制舆论策略研究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上海道台蔡乃煌利用官款大规模收购民营报纸,将《申报》《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等据为官有,借以控制舆论,这些报纸被称为“官办商报”。作为一种运作舆论的手段,官办商报在抵制革命党的宣传等方面起到一定效果;但官办商报经常卷入内部政争,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干预,同时也刺激了报人借报勒索的行为,端方等始作俑者反受其害。官办商报与其他民营报刊的矛盾日益深化,最终在御史和谘议局的反对下废止。光宣之际官办商报的推行一度强化了清朝官方对上海报界的控制,却无力改变报刊舆论的整体环境,最终也无法阻止各报的激进宣传。     

马寅初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及所遭受的错误批判,早已家喻户晓。可马先生1962年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并与被毛泽东批判的一位“单干理论家”之间,有着一段堪称佳话的情缘,可能就鲜有人知了。     

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

一文革后期上海出版过《朝霞》《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摘译》等几本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刊物,其中《学习与批判》从开头到结束都是我负责的,《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我负责的。我来说说这几本刊物。早在1972年,以萧木为主的写作组、文艺组就已经开始出版东西了。最开始是几部翻译作品,只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第一部翻译     

台湾“二二八”起义亲历者的评说

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为国人所关注。《炎黄春秋》编者为满足读者多了解一些台湾历史情况的要求,特邀我在“二二八”起义53周年纪念之际,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正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北京另一家杂志发表的《救救台湾》的长文。该文在批判李登辉“两国论”的同时,谈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但无论述事与评论,我认为多有不当。     

我叫『活着欢』(十五)

十八、镇一回,震一回“文革”到了1975年,有了一些悄然的变化。一向批判“封资修”的气氛突然松了一点,传出了“江青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读读六本外国小说”。列出的清单十分具体,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红字》、《红与黑》等。凭良心说,那时候我们想读外国小说已经到了“渴卤”的地步,有这传言就算有点根据,管它是真是假,读了再说!于是迫不及待地去借,开会时盖在批判文章下边或《红旗》杂志下边偷着读,读了偷着乐。     

孟轲对杨朱思想的曲解

杨朱学说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与墨翟俱称“显学”。其主要思想是“存我”、“贵生”。其学说对社会影响颇大。《孟子·滕文公下》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所以盘轲站在维护儒家学说的立场,辟杨墨,对杨朱展开了批判。《孟子·尽上心》说:“杨子取为我,拔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我因编导《武训传》,为此也“臭”名远扬。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今将我当年编导此剧的经过作一回忆。 一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当时已经在离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小镇,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为难童创办了半农半读的育才学校。这一位我素所闻名钦佩的人民教育家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     

文艺批评四十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批评”这个词,建国后许多年是没有人用的。人们只说“评论”,不说“批评”。尽管“批评”是国际通用的名称,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用了“文艺批评”的说法,人们还是不敢用。这是因为人们把“批评”当作专挑缺点的同义语,甚至当作“批判”的“初级阶段”的缘故。其实,作为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批评和“评论”的意思一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地对文艺作品给予评价。”1984年冬,山西省作家协会受命创办一份文学评论杂志,由我负责筹备,我立即选择了《批评家》这个名称。消息传出,一位著名的文学前辈和一位领导同志,或写信,或给有关同志打电话,劝我不要用这个名字,仍叫“评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批评家》问世,引起学界很大关注,除了刊物内容好、有特色外,跟名称也有关系。《批评家》行世5年,别的功绩且不说,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功     

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

我曾翻阅多种《词典》、《辞海》、《辞源》之类的工具书,竟然找不到“个人崇拜”这个词,令我大吃一惊。个人崇拜,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是风靡全党、全国,且曾绵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直接后果,导致苏联发生肃反扩大化和中国的十年浩劫。特别是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久,中国也兴起个人崇拜,这段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不应该忘掉的。一石激起千层浪50年代的苏联,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那时流行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1956年传来令全中国震惊的消息──苏联开始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始末(续)

四、从“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 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不久,全国上下掀起了“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0月28日,经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