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漕渠在灞河以西的走向

<正> 隋唐漕渠是关东漕粮运往京师长安的重要运输线,基本上是在汉代漕渠的基础上加以疏浚开挖而修成的。其流经路线在灞水以东与汉漕渠路线大同小异,灞水以西的流路,诸书除了记载其起点在咸阳县西18里的兴成堰以外,均略而不谈,只有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中说过一句“因古渠自华阴入渭”。后代学者也很少有详细的考证,嘉庆《长安县     

天津近代民间消防组织--水会

天津自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设卫筑城,作为“畿辅门户”,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和漕粮运转中心。清初,随着漕、盐和海运的发达,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在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     

汉漕渠水源自渭河

汉漕渠水源自渭河昌森据《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开漕渠运粮,“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武帝从之,“令齐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     

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间的漕务是与积弊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财政层面,漕弊主要表现为旗丁帮费问题、大小户问题、漕粮的浮收勒折与亏空问题。嘉道年间的江南,一方面是仓漕卫所规费、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州县浮收逐年递增,而另一方面,捏灾、短漕、亏空也随之愈演愈烈,这导致了漕粮河运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溃。本文认为：从财政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於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漕粮档案简介

漕粮是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以实物交纳的田赋。但运输方式也时有变化。由于“漕粮攸关天廋正供”,所以征收的漕米,需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师。     

为“茶”正名

唐代以前,“茶”字还没出现,那时,茶的名称五花八门。《诗经》里有“荼”字,《尔雅》称茶为“槚”,《方言》称“蔎”,《晏子春秋》称“茗”,《凡将匾》称“荈”,《尚书·顾命篇》称“诧”。陆羽《茶经》总汇诸称：“茶,南方之嘉禾也……,其名一日荼、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另外．还有一些别称,如水厄、酷奴等等。可惜没有一个字其原本含义是指茶的。     

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咸丰七年,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将漕粮一律改折征收,以漕折银解部。这改变了漕粮征收本色之定制,调整了不合时宜的收支结构。咸同年间,各省纷纷效仿湖北,重订钱漕章程,此为"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甲午战后,漕折银转用于外债、赔款之急需。19世纪后半期的漕运制度之剧变,反映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江南名舟西漳船

西漳船是近代内河传统木帆船优秀船型之一。首产于民间造船业最为集中的江苏无锡丁降里徐氏工场。无锡,地处水运要冲,居江南运河中心。早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就有“米码头”的称誉;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是朝廷办漕中心,江浙两省在此采办漕米年均300万石,占两省应征漕粮数十之八九,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民国时期,粮食年吞吐量达800万石,为全省之冠。     

魁星“祖庭＂考源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梓潼七曲山大庙的文昌宫皋门(正山门)上雄踞着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五间、由46根大柱承托的三重檐歇山式木结构的高楼,名“百尺楼”,二楼两侧回廊与文昌正殿拜香台相通。宋、元、明、清历代都享有“西蜀第一名楼”美誉,我国古建专家梁思成教授称大庙为“古建博物馆”,德国洪都大学校长、古建博士常思静先生曾两度慕名前来考察,台胞朝圣团均称此地为“祖庭”。     

囚禁大院君之后

1882年7月23日（阴历壬午年五月）,朝鲜京城（汉城）爆发了一场“米”骚动。守卫京城的卫戍部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有领到作为军饷的漕米。这一天,朝鲜王国负责运输漕粮的宣惠厅,终于把久盼未到的漕米发放下去。但是,     

她和伊

在中国古代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多用“伊、渠、他”。现代普通话里只保留了“他”,至于“伊、渠”只在某些方言里使用。王力《汉语史稿》：“第三人称的性别区分,最初由少数人提倡,     

宋家双庙村海眼民俗调查报告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诗云：“相思不尽又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隔岸桃花三十里，鸳鸯庙接柳郎祠。”(《怀潍县二首送郭伦升归里》)这是他“去官十载”(乾隆28年4月)时所作的诗，是对在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任知县时的回忆。诗中的“鸳鸯庙”和“柳郎祠”，极有可能就位于现在的潍坊市寒亭区河滩镇宋家双庙村。据《寒亭区志》载：”(宋冢双届村）元代称仇庄，自龙王庙、平王庙建成后称双庙，后宋人旺，改称今名。”     

西汉“直渠”考辨

正《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09-1410页)载:"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然《史记》卷30《平准书》(同上,第1420页)载:"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又《汉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1页)载:"郑当时为渭漕回远,凿漕直渠自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清朝首次“漕粮海运”与护航将领关天培

正晚清民族英雄关天培,45岁那年,曾有过一段"敢为天下先"的"漕粮海运"督押粮船经历。他的这段经历,又同清朝中晚期朝野上下漕粮河运还是海运的政策争论密不可分。见微知著——从关天培督运海运一事,我们或许能看到古老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近代文明的蹒跚和艰难,正如古语所云:知易行难。漕粮海运:艰难的抉择"漕"是水道运输。《史记·萧相国世家》:"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清江浦地名探源

<正>今淮安市主城区原名清江浦,或称清江。清江浦原为河名,即今淮阴区码头镇至淮安区淮城镇之间的里运河。淮安历代地方志中均称清江浦是陈瑄更名,如现存最早的《正德淮安府志》:"永乐初,平江伯陈瑄因旧渠(指宋乔惟岳所开沙河)开通,置闸蓄泄,更名清江浦"。其实,清江浦非陈瑄命名,在陈瑄修疏清江浦之前,已有此地名。《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癸卯,"镇守淮安都指挥施文言:‘淮安诸坝,舟航往来,每遇天旱,坝下淤浅,重劳人力。近城     

端午习俗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据晋周处《风土记》记载：“端者,初也。”因此,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所以“端五”又称“端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地腊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诗人节、天中节等。端午节,四川多称为端阳节。     

试论“巴讴”与“巴人”

试论“巴讴”汉晋人著作中 ,言及有所谓“巴讴”、“女翟舞”者 ,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不可忽视。略引二条 :扬雄《蜀记》 :“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 ,不晓文字 ,女翟讴歌 ,巴土人之歌也”。左思《三都赋·魏都赋》 :“(巴人 )或　 (椎 )结而左言 ,或镂肤而钅赞发 ;或明发而女翟舞 ,或浮冰而卒岁”。“女翟讴歌”简称“女翟讴”、“讴歌” ,既是“巴土人之歌” ,亦可称“巴讴”。“巴讴”是古代巴蜀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类的原始社会 ,当艺术刚从劳动中产生出来时 ,诗歌、音乐、舞蹈还未发展为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