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地名龙门镇的位置考证

<正> 近几年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文章,考证杜甫在秦州、成州诗作中的地名,使杜甫在甘肃的行踪已自渐清晰。本文就杜诗龙门镇的位置谈一点意见,不当之处,请大家教正。杜甫《龙门镇》诗云:     

杜甫秦州诗题咏的丝绸之路说解

唐代的秦州是陇右一大都会,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秦州三月之久,成诗90余首,吟咏所及,时见驿道(丝绸之路)、驿使诗作或诗句,而历代杜诗注多不得要领。以史证诗,则会发现杜诗所咏既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丝绸之路中道、也有其南缘丝绸之路南道,还涉及张骞穷河源、张骞乘槎等中国地理探险大课题。而弄清了杜诗题咏的历史地理背景,则可还原杜诗题咏驿道的"深意"、充分理解杜诗的"诗史"韵味,同时有助于领略唐代丝绸之路的风情。     

苏舜钦对杜集的整理推重及先驱意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有两个标志,一是韩文的发现,二是杜诗的流行.宋人对韩愈的推尊一直很明确,但对杜甫的揄扬则屡经曲折.虽然在北宋时期真正将杜甫推上圣坛的乃王安石、苏东坡与黄庭坚,但苏舜钦的开创之功也不容抹杀.他不仅是北宋辑杜第一人,宋代辑杜原则的发明者,也是杜诗豪迈真挚之美的宣示者,宋代学杜实践的垂范者.杜诗学虽然在...     

巴蜀杨慎和杜甫“蜀中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慎与杜甫有着独特的因缘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六朝诗学的审美评判,与杜甫有某些契合之处,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其学杜时间之久,可谓矢志不渝。特别是谪戍云南和生命的后期,其对杜甫晚年的人生况味和杜甫“蜀中诗”的体悟尤深。其诗更得杜诗风韵。     

乾坤一草堂——从杜诗中看成都杜甫草堂

成都杜甫草堂名扬中外,但这是后人所建,已非昔日面目。那当日杜甫所居住的草堂究竟是何样面貌?本文就力求从杜诗中的记载描绘,还原出杜甫草堂的大致面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杜甫的思想人格以及诗艺。     

“出郭九行”与“诗史”精神

出郭九行”是对清初文学家魏禧及其兄魏际瑞九首叙事诗的总称。这组诗以沉痛的笔调描述了顺治末年百姓在官兵掳掠、盗贼横行之下的惨痛生活,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在艺术手法上,也吸收了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精华,并予以活用,体现出杜诗在清初诗坛的典范意义。     

中原文化与杜甫的人品和诗品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人类的最初发祥地——河南形成了独特的中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性格特征,青少年时期的文化熏陶,培养了杜甫的务实、豪侠的人格品质。这种完美的人品,直接影响着他的诗作,对于国家前途、社会现实和普通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注,形成了他的诗作风格。中原文化哺育了杜甫的人品,也哺育了他的诗品。     

《杜甫与秦陇文化论集》

正《杜甫与秦陇文化论集》为2016年8月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杜甫与秦陇文化"学术研讨会的研讨成果。与会学者围绕着杜甫流寓秦州、寓居同谷期间的创作,结合秦陇文化背景,探讨杜甫的家国情怀与杜诗的当代价值。论文集共选入论文21篇,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杜甫在秦州和同谷期间诗歌创作的讨论,以及杜甫与     

也谈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

关于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认为:“他(指杜甫——笔者注)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要更妥当吗?与郭沫若观点相反,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指出:在他(指杜甫——笔者注)的头脑中,佛教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企图用“人道主义”来涵盖杜诗中显露出的佛家气味.郭、萧两人的不同见解在学术界颇具权威性,但都难辞偏执之咎.郭氏有意夸大杜诗中的“佛”味,只见树木,不风森林,用“诗佛”代替“诗圣”,已早为学术界所非.萧氏的“人道主义”是否就可以荡杜诗中的“佛光”呢?从他的《杜甫研究》看,很难令人信服.笔者无意细绎他们的观点,只是想指山,作为一个生长在中世纪的伟大诗人,在外来文化,尤其是释家教义盛行大唐帝国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受之感染是十分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或作夸大.从他的“筑场怜穴蚁”(《暂住白帝复还东屯》)以及“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等诗句看,很难抹去杜诗中“佛”的成份.     

试论杜甫的个体生命意识

“江海之志”、“独往之愿”,是杜甫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体认和追求,伴其一生,至老弥笃。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人们多强调杜甫“致君尧舜”的一面。这种研究格局,无论是就杜甫文化心态的认识,还是对杜诗深层意蕴的理解,都显得软片面,不够深刻。本文认为、杜甫的“独往之愿”,反映了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与“致君尧舜”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价值体系,且在其文化心态中与后者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杜甫的“独往之愿”．来源于道家、道教和怫教三大文化思潮。据现有资料,杜甫萌生“独往之愿”是在他第一次漫游时期。…     

《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的批评方法

学史上有“千家注杜”的说法,“千家注杜”的热潮始於末代,而现存的各种杜诗注本和选本则有二百多种。其中,杜甫诗集或全集的注本以宋、清两代为多。而清代似以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以及杨伦的《杜诗镜诠》流传最广。但後两种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乾隆以後钱被列为禁毁书,直至清代末年才得以再度传播。万曼的《唐集叙录》认为,清人杜诗注释本中比较通行的,首先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雕版的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其次是雍正二年(1724)印行的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而後便是乾隆末年(1795)杨伦的《杜诗镜诠》。     

独具异彩的金圣叹《杜诗解》

诗圣杜甫诗歌问世后,各种评论,研究、注解的书籍卷积浩繁,汗牛充栋。其中清代几个著名的注杜本尤为引人注目：钱谦益的《钱往杜诗》在史实考证、名物训诂方面很有成绩;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则网罗来以来注杜评杜精英,体大思深,不愧“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则以引典简明,注重探索杜诗深意为胜,杨伦的《杜诗镜铨》博收前人注评,删繁就简,去茺存精,又具一特色。而另一注杜本──金圣叹《仁诗解》却不太为人注意。其书尽管很不完备,却能发人所未发,独放异彩。清初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有一个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因…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关系考

评点和诗话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特殊的批评形式,在创体时间、形式体制和批评方法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这是二者可相互借鉴的客观基础。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家往往身兼批点者和诗话作者的双重身份,这是二者多互为采撷的主体因素。清代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的密切关系具体表现在:杜诗未刊评点是某些诗话著作或笔记类著作的直接来源;诗话的繁盛为杜诗未刊评点综合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料来源。当然,清代杜诗未刊评点所引诗话与相关诗话著作亦存在或增删、或补充、或辨正的相异之处,这些转录过程中的差异或变动侧面凸显出不同诗学研究者诗学理念、取舍标准、关注重心等层面的差异。探讨杜诗未刊评点与相关诗话著作的关系,可管窥清代杜诗评点及杜甫诗话发展演变的冰山一角。     

杜诗人物考补

题记：杜甫交游及杜诗所涉及之当代人物有数百人之多,旧时注家如黄鹤、钱谦益、朱鹤龄等搜求考校甚广,近年陶敏、陈冠明等学者亦续有考证。本文就检校所及,补充若干,条列如下。     

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

杜甫诗《洗兵马》钱谦益注历来聚讼纷纭,它涉及理解的客观性、历史性,须进一步讨论。本文先从《洗兵马》所处整体语境进行考论,认为该诗作於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较大,反映该时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跃气象”。钱注将该诗主题归结为“刺肃宗”,有悖於文章显示的主导气氛,尤其是认定杜甫对肃宗“不欲其成乎为君”,是无视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观性”。然而文本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阐释者必然参与文本意义之建构,从这一角度看,则钱注将《洗兵马》纳入後半部杜诗之整体,发露文本的潜在意义,又有其合理性与深刻性。     

汪伦不是桃花潭的农民

唐朝人汪伦,因大诗人李白的诗作《赠汪伦》而传名后世。但这个汪伦究竟是何等人物。一直以来却有多种说法。 我国近现代著名文学家、剧作家郭沫若在其《李白与杜甫》一文中称,汪伦是个农民。     

祝允明草书《诸将五首》

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的祝允明草书《诸将五首》,书杜甫诗《诸将五首》,其笔墨驰骋奔放,挥洒自如,有"奔蛇走虺,骤雨旋风之势",与杜甫激情洋溢的诗作珠联璧合,是祝允明晚年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诗歌翻译浅谈

本文主要以杜甫诗作《房兵曹胡马》的两个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化语言学相关理论,研究诗歌翻译方法,以实现广泛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崇高与悲剧之美——杜甫《登高》赏析

这首《登高》是杜甫晚年漂泊西南间,旅居夔州时之作,历来对此诗评价甚高。如清朝杨伦认为此诗：“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而早在明代,胡应麟就推崇此诗“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     

杜甫与草堂

杜甫712-770,字子关,生于河南巩县瑶湾,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并称唐诗代表的“双子座”。其诗作甚多,今存1400多首。代表作有“三吏”、“三别”、“兵车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