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盟峰会看东盟的南海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东盟南海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到《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磋商,东盟逐步形成了参与和协调南海问题的一系列机制,折射出东盟对南海问题态度的不断微调。中方倡导的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既充分体现了中方对南海问题本质的思考,也照顾了东盟对南海问题的不断关切,这对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

20世纪30年代,法国图谋控制南海海权,遂挑起"南海九小岛事件",引发了中法、中日之间的南沙交涉,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交涉。国民政府虽证据确凿,但由于国力衰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交涉中的被动局面,致使该问题久拖不决,最终酿成中越南沙争端之源。日本的南沙谋利行为与法国发生了碰撞,两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调整相互关系,形成了"共存"南沙的局面,然而它们在南海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未构成领土归属的历史或法理根据。此时的南海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列强在东南亚、南海地区的力量格局的演变。     

朱应、康泰南海诸国之行考论

三国时期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是为了加强同南海诸国的联系。这次访问是在三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进行的,范围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朱应《扶南异物志》和康泰《吴时外国传》的成书时间,可能在三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     

浅析冷战以来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

南海问题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涉及七方六国,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和领海、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划分产生的争端,主要包括领土归属和管辖两方面的内容。美国是对南海问题具有影响力的区外国家。自冷战以来,美国不断调整其对南海的政策,以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不断插手南海事务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原因,还有其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因素。本文试图分析美国自冷战以来,根据世界政治格局与自身的国家利益不断调整南海政策的历史过程。     

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金门商谈

20世纪90年代第一春,海峡两岸红十字会打破坚冰,冲破台湾当局“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通航)的限制,在台湾当局控制的、曾是炮火纷飞的金门岛,举了两岸历史性的“金门商谈”,顺利地达成两岸遣返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的协议。虽然商谈只有短短的两天,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合作:解决南海问题的必由之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执,已成为困扰地区关系协调发展的一大难题.南海问题集中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上,反映出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能源、安全战略等领域的竞争.关涉南海问题的因素错综复杂,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区发展趋势看,只有以互信为基础,认真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或有关规定,真诚合作,才能解决南海问题.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     

20世纪9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南海争端,南海地区再次凸显"边缘地带"特性。在此背景下,东南亚某些国家不断在南海岛礁制造事端,进行主权造势,对中国南海主权进行严重挑衅。为维护南海权益,中国除了继续对南海宣示主权外,同过去相比,更侧重于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通过国家间的协商、谈判以解决南海争端。同时,适应国际形势和南海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对南海政策做出了适时调整,即制定并完善国内法,正式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加强了海疆国防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对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维护的应对

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为利益驱使,企图抢占瓜分中国西沙、南沙群岛岛礁,造成南海局势混乱。台湾当局不仅严正指出西沙、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台湾学者还对南海的历史与法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事实证明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有着确凿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然而,受冷战格局的影响,台湾当局在南海地区并没有充分展开行动,限制了捍卫南海权益的力度。     

20世纪50年代台湾当局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政府利用"克洛马"事件,妄图侵占南沙群岛,尽管海峡两岸处于分裂对立状态,但仍然采取一致立场反对菲律宾侵犯中国南沙群岛主权,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只有台湾当局有正式的渠道可以跟菲律宾政府进行直接交涉。由于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军事的措施来维护南沙群岛主权,得以暂时挫败菲律宾侵犯中国领土的图谋。这些措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对当前海峡两岸携手维护南海主权也有一定的借鉴。     

“九小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疆域的认知转变与主权维护

20世纪30年代，法国以“无主”“先占”等为由侵占“九小岛”,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也促使我国民众对南海疆域认知的转变与主权维护。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特别是汲取“九一八事变”等事件的教训，迫使国民政府在“九小岛事件”的应对和处置上尽管“暂持冷静态度”,但还是有制定明晰的“处置意见”,并表示“属于中国疆域的可能性最大”,进一步激发各界民众在更大范围参与南海主权维护，推动近代中国南海疆域主权捍卫互动局面的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南海政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政府依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开始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南海的管辖。这一时期中国的南海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加强了对南海的管辖,促进了对南海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等。同时,80年代中国的南海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捍卫南海记(下)

正六、蒋介石台湾当局下决心派舰队重返太平岛及南沙群岛5月31日,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加西亚与台湾当局驻菲"大使"陈之迈会谈。加西亚说,见到了台湾当局提供的南海地图,始知克洛马所指各岛全在中国领土以内,建议邀请两三个国家尤其是美国斡旋,他表示,"今后两方均力持缄默,对报界不发表谈话。克洛马在太平岛人员暂不勒令撤退,但不准其再做侵占之举措"。加西亚之答复无异于敷衍搪塞、糊弄蒙人。6月1日,台湾当局"外交部"明确拒     

秦南海郡辖南海县说商榷

本文通过对传世古官印"南海司空"之性质和新出土南越国木简所见"南海"地名之性质的重新研究,对秦南海郡辖有南海县说进行了商榷,认为所谓传世秦官印"南海司空"估计是南越国官印的误断,南越国木简所见"南海"地名指的当是南越国的南海郡,也不能排除是指南海郡治(即南越国都番禺城)的可能性,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指的是南海县,有学者推测秦代与南越国时期一样也设有南海县,显然缺乏立论的根基。     

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

我国名南海问题专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研究员李金明先生撰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一书,1999年11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南海疆域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在这部260余页、近20万字的作中,李金明先生集其10余年研究心得,从历史、法律等方面对南海疆域进行了深入、认真的研究,     

清末民初“传统”的出现:概念史视角的考察

古代汉语中已有"传"和"统"两字连用的情况,但所指的都是皇位的传递。日语里"传统"的词义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到大正时期新义"传统"真正流行,汉语受此影响,作为新词的"传统"从1920年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报端著述,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进入辞典,并成为"tradition"的译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始流行,有其历史缘由,它为经过"新旧之争"冲击的文化保守主义表述提供了一个更适合的词汇选择。但同时,围绕"传统"和"现代"迅速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使得"传统"不断被重新定义,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南海主权地缘政治经济透析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及资源战略价值,南海周边国家围绕南海诸岛的领土、领海主权争端愈演愈烈,形成了今天"六国七方"的复杂局面。本文从政治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了南海的地缘战略及资源战略价值,阐述了南海主权争端的由来及现状以及中国对南海主权的法律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南海主权争端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随着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的全面启动,中国与南海沿岸各国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这将有助于减少外部大国遏制中国的借口,南海问题将会由直接有关的各方共同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抗战胜利后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划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设六条断续线标明南沙群岛的地理范围,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排除日本擅自命名的"新南群岛"对接收工作的干扰。与此同时,行政院根据内政部的建议,以八条断续线标识南海诸岛地理范围,令广东省政府派员接收。1947年因法国入侵珊瑚岛引起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使得南海断续线从八条增至十一条。1947年国民政府否定了林遵以精确的经纬度标识南沙群岛范围的方案,而以主权归属为原则,审定十一条南海断续线的合法性。中国南海断续线划定期间,其性质由"南沙群岛范围线""南海诸岛收复范围线"最终转向"南海诸岛主权范围线"。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影响、历史上的海上贸易口岸及海关、南海文物及文化遗产、南海主权及海权意识、南海区域的中外关系及华侨华人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客分意识”到“国民意识”——牧原宪夫《客分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评介

日本史学界从"国民国家"①角度研究日本近代史,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在90年代末期形成高潮,且其影响持续至今。这除了受当时的西方相关理论著述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影响以外,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减弱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②为此,以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