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力图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十年规划中的钢铁指标等问题,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等文件.会后,毛泽东连续写了三封信,提出要为召开武昌会议“先做思想准备”.     

毛泽东孝感巡访始末

1958年11月下旬郑州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就乘坐一号专列,风尘仆仆直达孝感,对孝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巡访。     

赵树理和苟佩芳

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长治县琚寨村在苟佩芳的带领下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名噪一时。1957年6月,国家教育部授予琚寨村"全国无盲村"的称号。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把琚寨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宣传。195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     

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1957年底对“反冒进”开展批评之后,期间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跃进”已是如箭在弦。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以多快好省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一片“破除迷信”声中,完成了“大跃进”的全面组织动员。 一、总路线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次,惟有八大。1956年9月,八大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八大。按照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武汉市反右倾斗争始末

一、纠“左”展开的背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15年后超过英国的战略发展目标。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超英赶美”和总路线的影响下,武汉市领导层急于求成的思想迅速滋长起来。     

人民公社时期广东农村的生产、生活习俗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提出不久．相继发动了“大跃进”、“人民社会化”运动。在大跃进形势影响下,全国各地统一规划建置人民公社。     

毛泽东与科学规划

我同毛泽东建国前在延安、建国后在北京有过几次接触,但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有值得回忆写下来告诉读者的东西。 1956年1月,是我国科学界“大喜”的日子,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当代科学进军”。这个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大会,毛泽东亲自在天…     

记深县的“大炼钢铁运功”

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号召全党："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速度。"党中央随即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是以钢铁产量翻番为核心展开的。党中央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钢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并提出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中共深县（1994年改建深州市）县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1958年10月下旬开始到12月18日结束，发动了一个全民性的、声势浩大的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10月下旬，中共石家庄地委、专署…     

人民公社初期定襄县的农业纠偏调整始末

正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全党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结经验教训,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进行初步调整,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差。这次调整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探索纠偏的宝贵尝试,也为之后1960年代初的农村体制渐次趋稳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借鉴。定襄县     

赵树理与苟佩芳

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长治县琚寨村在苟佩芳的带领下农业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名噪一时.1957年6月,国家教育部授予琚寨村"全国无盲村"的称号.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把琚寨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在全国宣传.195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即全国群英会)上,琚寨村又荣获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这引起了作家赵树理的兴趣,于是他来到琚寨村蹲点调研,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从而和苟佩芳交往颇密.     

那一年“人造卫星”屡屡升天

1958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奇怪疯狂的年份。自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似乎一切事情不存在“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区别,只有“做”与“不做”的不同。而只要想做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年,中央的农业计划指标一再调整,提得越来越高,最后确定‘二五”期间农业年均增长30％,到1962年粮食总产要达到7.5亿吨——2000年以来,全国实际粮食曾产量仅在4．5亿吨到5亿吨之间——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狂热的生产激情驱使着几亿农民去创造社会主义奇迹。     

武汉电影制片厂春秋

正初建武影厂武汉电影制片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当时,随着社会各方面出现的大跃进局面,文化战线也出现了电影生产大发展的趋势。按照文化部规划,除北京、上海、长春已有的电影制片厂外,各个大区均要组建新的电影制片厂,西安、峨嵋、珠江等电影制片厂就是这期间先后建立的。武汉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所在地,又是九省通衢、文化发达之地,为此,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筹建武汉电影制片厂。1958年夏季,湖北省委调派省政府分     

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这是贯穿他生命最后27年的一条红线。1949-1954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初步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5-1965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正式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阶段,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的背后

1958年3月,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经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从此,＂多快好省＂便成了这条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发展历史与现实、借鉴别国经验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孝感地区召开文物工作会议

孝感地区文化局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七日至八日,召开全区文物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本地区和各县、市博物馆馆长,文化馆主管文物工作的馆长,文物专职干部十二人。会议着重研究和讨论了八四年文物普查复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方法和步骤,在统一     

贯彻《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 加速方志馆建设步伐

<正>省、市、县方志馆(室)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黑龙江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发表为方志馆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学习好、贯彻好《规定》精神,全力加速方志馆建设的步伐。对地方志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民族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建设和利用好方志馆是国家提出的要求,早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三次会议就要求:"尚未建立方     

湖北省博物馆在参加抗旱中宣传总路线

湖北省孝感、黄罔、荆州、襄阳等各专区,从5月中旬以来,受到干旱的威胁。为保证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规划,保证大丰收,省委于六月底发出了紧急号召,动员全党全民全军与干旱斗争,鼓足干劲,苦干、猛干、巧干战胜干旱。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的全体同志,积极响应省委的号召,纷纷自动报名参加,在经过全面的安排之后,组织了以副主任李振凡同志为首的包括干部、公     

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

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胜利闭幕了.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年来文物、博物馆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总结和交流了十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并且根据国家整个建设事业高速度发展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为进一步推动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文物、博物馆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