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特殊行动”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     

一生最爱你

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父亲当时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     

在莫斯科旁听“六大”和学习

我在上海工作的几年,几乎天天都要和领导同志接触。当时的周恩来、罗亦农、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不过30多岁,但是个个都谈吐不俗,分析国内外形势头头是道,很深刻,也很有水平。我当时是20多岁,听他们谈话,心中总是暗自佩服,心想他们怎么知道这么多,而我就不行。我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热爱我的国家,     

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的5月间。当时少奇同志到天津后,住在法租界的一家包子铺的楼上。林枫同志被派给少奇同志当秘书。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青年会办的一所女工夜校当教谈工作,一般都是在我去女工夜校教课     

一墙之外为毛主席直播家乡戏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工作资历又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王枫同志。     

黑色7·28:一个孩子眼中的唐山大地震(上)

整整30年了,那是当时每一个唐山人的恶梦,是时刻都想抹去的记忆。时隔30年,那一切都历历在目。讲几个故事吧,献给我当年的苦难乡亲和永远离开我的239位族人——     

黑色7·28：一个孩子眼中的唐山大地震（上）

整整30年了,那是当时每一个唐山人的恶梦,是时刻都想抹去的记忆。时隔30年,那一切都历历在目。讲几个故事吧,献给我当年的苦难乡亲和永远离开我的259位族人——     

我关心父母

同学们,也许你们都看过这么一则广告:天下每一位父亲、母亲都知道自己孩子的生日,但又有多少孩子知道父母的生日呢?请问,你们是否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呢?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你们是否关心过父母呢?你们怔住了吧!小时候,我同你们一样,从没有认真地去想过这个问题,总以为我们小孩是不用关心父母的,那是长大以后的事。但一次活动,使我改变了看法。那事发生在小学。一天,班里举行抽签回答问题的活动。当时,我抽到一张调查活动表,回答的问题是关于父母的所爱之物。当时,我愣住了:我留心过吗?父母都知道我平时最喜爱的东西,可我注意过他们     

拜谒胡风

<正>2005年9月,我来到了蕲春理工中专,当时的心情是沮丧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偏见:到理工中专来的学生都是差生,在理工的老师都是在混日子的。我无数次因为是在这所学校任教而被人暗讽、轻视甚至当面嘲笑,我无数次想     

回忆爹爹朱德

中南海里的欢乐大家庭1944年,我与丈夫朱琦相识,当时,我们都在抗大七分校工作。1946年3月,我们喜结连理,红娘是彭绍辉将军,主婚人是贺龙元帅。第一次与爹爹朱德、婆婆康克清见面是在1948年土改结束后,随丈夫到西柏坡。当时我想着爹爹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婆婆也是著名的妇女领袖,心里很紧张。     

回顾陕北省苏维埃票子(货币)的印刷情況

近一年来,陕西省人民银行的同志,还有其他研究金融历史的同志,数次来找我了解陕北苏维埃票子的印刷情况,对每一个来的同志我都给说了一些当时能回忆起来的情况,但都不系统和完整。为了对这一历史情况提供全面、准确的材料,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顾,现将我所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按时间顺序全面系统的记述如下。一九三五年的夏季(大约是旧历的六月份),陕北苏维埃政府从延川县的芦沟村迁     

我演林道静

我开始扮演林道静接受任务时心里很紧张。当时几乎全国各地都关心着《青春之歌》的拍摄,有许多热心的观众还拟出全部演员名单寄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这说明小说在群众中影响之深,也说明读者要求把《青春之歌》小说搬上银幕的强烈愿望。尤其作为向国庆献礼的剧目,要求水平就更高。而主要角色的成败是会直接关系到一都影片的质量的。可是我能行吗?当时不仅我自己怀疑,就是有些同志也     

悠悠往事忆从江

1942年我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我很想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当时和我同时毕业的一些人和我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商量以后,决心结伴去广西桂林。因为当时广西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李白二人与蒋介石集团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矛盾,政治上稍为宽松一些。不少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物都云集桂林,不少一贯反对蒋介石的军政界人物如李济深、蔡廷锴等也在桂林居住。     

编读往来

尊敬的编辑: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读者,前不久,因为孩子的问题我向你们求助过,当时编辑给我提供了几个专家的联系方式,其中有个专家的话让我反思良久,那就是:其实孩子的问题都     

吴学谦说“越土越好”

<正>1990年秋,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偕王兆国来南通视察旅游等方面的工作。当时我在南通任市委书记,市长是徐燕,我问他:"您是老外交部长,中西大餐都吃过了,到南通来吃点什么呢?我     

在荒煤先生身边的那些日子

在“中南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 1952年,我和我夫人徐虹奉调到中南文化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跟随荒煤同志工作,直到他去世。当时,荒煤是中南文化部的副部长,实际上部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我和徐虹被分配在调研科工作,由荒煤直接领导,徐虹还兼任荒煤的秘书。     

我的残疾是侵华日军造成的

凡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左手有残疾——小拇指蜷曲得像大虾仁一样，中指和无名指都有明显的伤痕。由于受伤时我只有三岁半，所以对当时受伤的情况毫无记忆。     

鸟&#183;动词&#183;泥巴

我不是每天都能听到杨炼的笑声。但这种不是每天都能听到的笑声听起来还是跟当时的笑声一模一样。     

那一天，我上了珍宝岛

对于我和我的战友们来说,1969年3月15日,是难以忘却的一天,至今每每想起都令我激动不已,当中的分分秒秒都记得清清楚楚。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3月2日打响的。3月8日夜里,由当时的21团（即八五三农场）组成的一个担架连开赴珍宝岛前线。作战部队大本营设在五林洞,是完达山中的一个村落。担架连就驻扎在五林洞附近。     

这本杂志是一所学校

我第一次接触史学理论是1986年参加在安徽歙县举行的研讨会,当时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参加各种国别史的研讨会,虽然当时我对史学理论一窍不通,但是,觉得这个研讨会与其他的学术会议有些不同。首先,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国史方面的知名学者,又有世界史方面的知名学者,让人感觉真是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其次,会上争论的激烈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记得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专门来研究史学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都争着发言。当时的观点泾渭分明的分为两派,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应该“论从史出”,所以专门研究理论问题是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相比之下,主张有必要研究理论的一派却占劣势,虽然他们也能举出一些理由,但显然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