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了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

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我们研究的“中国疆域”应该是指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清朝的疆域。这一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然凝聚时期,时间是从中华大地人类文明的出现,到《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疆域明晰时期,时间是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的蚕食鲸吞时期,时间是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疆域巩固时期,时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     

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如何形成和确定,在史学界争论较大。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归纳起来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二千多年的基础。第二,历史上活跃在中原王朝四周的少数民族对中国疆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第三,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试论元代边疆民族政策

元朝统治集团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始终没有形成畿服式的中心一边缘格局观,很少考虑"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旧华夷秩序,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虽有因俗而治,多制并举,兼糅蒙、汉、夷等多重文化色彩的一面,但主要依蒙古"旧制六事"行事,极具刚性.其"以战养战"的边疆开发方式走出了"以有用之民取无用之地"的怪圈.这种更加积极的统治方式,大大加深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巩固了大一统,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     

西南疆域史研究综述（1989——1998）

西南地区疆域史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既有西南地区疆域形成变化及历代王朝设治等方面的内容,也包括历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开发以及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此外,与疆域形成有关边疆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西南边疆与境外地区的联系等方面的内容,也属于西南疆域史的范畴。对近10年来西南地区疆域史研究的情况,分别进行综述。     

试论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

本文探讨了伪齐国的疆域与政区,认为以河为界是金初立国、区划疆域的基本原则,认为伪齐时期的辖境应划分为汴京开封府、河南府路、归德府路、山东东西路、大名府路和陕西路六路,即永兴军路、■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熙河路。本文并对各路辖区所辖州府军进行了研究。     

宋太宗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及对宋初疆域形成的影响

宋太宗在处理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由中国一统、四夷当置之度外和修德以怀远三大观点支撑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宋太宗的这一思想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先由备边通好转向图制契丹,再由图制契丹转向联夷攻辽,最终由联夷攻辽转向修德以怀远.宋太宗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既直接影响着当时民族关系思想流派的兴衰,也对宋初疆域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国家、民族与疆域——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疆域史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

文章认为 ,凡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历史 (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 )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原则 ,结合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边疆民族及其政权的隶属关系 ,以及边疆民族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心理认同等条件综合考查 ,不难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中国沿海疆域开发与发展的几个规律

在中国疆域发展史中,沿海疆域的开发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海疆发展的进程不仅具备与陆上疆域发展相同的特点,同时它还有许多独特的发展规律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并充分利用这些规律,对我们加快沿海疆域的开发和建设将有所裨益。     

"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The Central Kingdom” is pregnant of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of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t was believed that whoever controlled Zhongguo (the Central Kingdom or China) would be the legitimate ruler over Tianxia (the realm under heaven or all under heaven). It was the contention for “the Central Kingdom” among the varieties of dynasties, notably those established by the Han-Chinese and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borderland, that lead to the alternation of dis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unified “Central Kingdom”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ethnic groups turned into the ideal “realm under heaven” with “the Central Kingdom” at its core, which naturally put an end to the formation of territory in ancient China. Translated by Chen Dan from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2007, (3): 1–15     

元代汉族人移民西南边疆考论

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西南边疆,成为西南地区的独立民族是在元代。元时汉人以自由性迁徙与非自由性迁徙两种方式进入西南边疆,自由性迁徙即躲避战乱的关中、江淮流民;非自由性迁徙即军事镇戍、诸王出镇、为官出仕等政府行为移民。元代汉族人口南迁规模庞大、范围广,数量接近百万,对西南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9年-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

本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期刊发表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文,这一学科的学术著作也相继出版,特别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期刊、丛书、丛刊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园地,因而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的专题研究逐步摆脱了似乎有些萧索的状态。     

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

2001年初,我曾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笔谈专栏“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写过一篇专稿：《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在该的结尾我提出：“我们将努力用一种更为恢弘的化视野来挖掘和整理先辈边疆治理的遗产和前人的研究成     

元代科举制探微

元朝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在长达近百年的统治时间里,因民族歧视、官吏选拔别有它途等因素,轻视开科取士,致使科举制在元代出现中落。     

江南地区社会特征与元代民族文化交融

江南地区具有多方融合、长于吸纳的开放的文化特征,在元代北方民族进入江苏后．在江南地区出现了综合性的习俗,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面。     

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

本文认为麓川势力兴起与元朝边疆开拓、征缅战争和元末边疆控制减弱有密切关系。元代以前活动于西南边疆的傣族的先民金齿、白夷内部互不统属、部落林立、名称繁杂。元朝的边疆开拓使金齿地区的军事、交通、政治、外交等重要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元朝统治者重点经略的边疆地区。征缅战争成为麓川势力兴起的条件。战后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减弱,云南内部元、段“分域构隙”,麓川思可法势力乘隙兴起坐大,成为金齿地区前所未有的强大部族,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