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度与道成画学中兴

张度,一位湮没不彰的晚清书画家,在多数美术史研究者眼里恐怕也很陌生。翻阅《黄宾虹文集》,却屡屡见到张度（叔宪）这个名字：“清至道成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蠼叟、翁松禅、赵捞叔、张叔宪约约数十人,学贵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清代自四王、八怪,蹈入空疏,法度尽失,道光、咸丰,学者奋发,画如包慎伯、林少穆、赵之谦、张度、郑珊、何绍基、吴荣光、翁松禅,合于正轨”;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咸文人的交游

道咸年间,朝鲜诗人李尚迪（1803—1865）曾作为朝贡使译官十二次来清都与诸多京师文人交游。身为译官中人,李尚迪在国内深受身份制约,但他利用＂燕行＂机遇,走上了海外发展的路线,开拓了新的文学活动平台。在长期与晚清文人进行文学交流中,形成具有多元化诗学倾向,并以其文才、人品赢得了晚清文人的推诩,且以海外名声转而获得了国内文坛的地位。李尚迪文学活动可谓19世纪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文学交流中的特殊现象。     

介绍《道咸宦海见闻录》

《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自叙年谱,作者张集馨生前并没有为此书取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椒云年谱》等名称都是后来的研究者、本书的传钞者所加的。编者依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成宦海见闻录》。     

德勒克多尔济与道咸之际中俄边境交涉

本文介绍了清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的身世,阐述了德勒克多尔济在任上长达２０年主持的对俄交涉事务。他在承办中俄双方边民越境案、俄使陆路入京之事以及边境划界交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清廷的赞许。     

清朝道咸时期东北地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东北地区流民激增,吏治败坏,社会风气下滑,社会治安陷入混乱,主要表现在盗窃、抢劫普遍化,大案要案越来越多;"马贼"日益嚣张,渐成劫掠活动主体;暴力案件频发;矿徒成为动荡社会的因素;海盗的肆掠。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社会风气的堕落与游民阶层壮大,是社会治安痼疾难治之重要因素。同治年间东北抗清武装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道咸时期社会治安混乱不治累积的结果。     

《管庭芬日记》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

<正>关于清代文人如何购买、收藏、阅读、抄写、利用与传播书籍的史料,多见于藏书目录、批语、题识、笔记、诗文集、日记等类型文献中。相较而言,日记中所记录的书籍史料更具过程性和整体性,且能还原当时氛围与情状,故在书籍史的研究中,此类文献颇受重视。在新近整理出版的清人日记中,管庭芬(1797-1880)的《芷湘日谱》有其独到价值。据整理者张廷银介绍,管氏以诸生出身,"一生中最有影响的活动是校抄古籍,中年为同邑蒋光煦主持校勘了     

咸与务农

<正>最近几年,被国人鄙视了百年的农业竟然成了"显学",如同当年加州发现大金矿引发的淘金潮,今日的国人纷纷投身农业,从卖有机大米、普洱古树茶,到打造全产业链新型农业,人人都犹如发现了新的金矿般狂热。想想也不奇怪,华尔街把金融杠杆率玩到数据爆表,结果杆儿断了,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机器大工业碾轧全球数百年,制造了无数的环境公地悲剧。当这些道路都走不通的时候,人们低头一瞧,大地未老,尚能耕种,于是同去同去,咸与务农。更不用说,大量的城市人在被楼宇切割得支离     

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后

一九八二年一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崇彝所著《道成以来朝野杂记》,系据著者手稿迻录付排,是一部记载清道光、咸丰以来直到解放前北京掌故和风土人情的笔记书。著者崇彝,字黼丞,亦字泉孙,号巽庵,别署选学斋主人,姓巴鲁特氏,正蓝旗     

清代道咸同年间新疆民族关系研究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宗教等因素,决定了新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新疆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清代道、咸、同年间,新疆民族矛盾激化,同时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新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一体观念和国家观念进一步升华。因此,对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道咸后形成的老北京婚俗（一）

北京的婚礼是满族习俗与汉族习俗互相影响而形成的,是这两个民族习俗的融合体。更严格确切地说,它是在汉族婚礼习俗的基础上加入满族婚礼习俗的影响,经过融合而形成的。[第一段]     

道咸后形成的老北京婚俗（二）

婚礼的第三步是：迎娶、响房发轿、娶亲送亲、扶轿杆儿、见而分大小、吃酒开箱、拜客、回门。这第三步是最高潮和其后的尾声,以前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这第三步的准备。     

试论元朝宗教状况与道释画之嬗变

在元代短短几十年中,道教经历了一个大盛大衰的过程,中土本有的佛教也为藏传佛教所压制,中国画在这一时期则体现出比以往更多的文人气质。本文叙述了元代的宗教状况与宗教政策的关系,以及道释画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     

“顾祠修禊”与“道咸以降之学新”——十九世纪宣南士风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

清代道咸以降学风的转变 ,在学术史上已成为一种共识。除了传统的思想史角度外 ,对其具体发生的契机、转变轨迹和流衍空间的考察 ,也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本文以道咸年间京师宣南的文人交游为切入点 ,论证始于 1 843年 ,延续近三十年的“顾祠修禊”活动和道咸以降学风转变之间的关系 ,认为这一活动可以看作道咸学风转变的代表性事件。     

能动与受动：道咸新学表现的转折与“冲击/反应”模式

道咸新学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其“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态度既是学问的自然扩展,也显露出明显的“造反”意味,使清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出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经学内部治学空间、门类和取向逐渐外移,而此前臣服于“汉学专制”的“一切诸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道咸新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对冲击中国的西教和西学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不断受动中仍保持了能动。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梳理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之西学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将中西各自整体化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之关系

<正>《皇朝中兴纪事本末》,题有学士院上进,今存抄本,有76卷(有三卷又分卷上、卷下),后附有宋筠录朱彝尊跋并宋氏自跋。虽该书以纪事本末为名,实为编年体史书,系年从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至绍兴二十年(1150)十二月。     

中唐诗学造境说与佛道思想

中唐之际以境论诗之说盛行于一时,对於诗境的构成,皎然、吕温等以境论诗诸家,除了提出“取境”、“缘境”等构成诗境的方法之外,同时又提到与构成诗境有关的“造境”概念。对於中唐诗学观念中“造境”一词的解释,目前不少学都以为从诗人内心中创造出诗境便是“造境”;     

刘秀与“光武中兴”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虽有宗亲血统,青年时代却是在破落困顿中度过的。他相貌平平,又是小个子,史书上说他只有七尺三寸,相对那个时代八尺以上为俊彦的标准还差一截,实在无可夸耀之处。但个头的高矮无伤大雅,古语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容貌和个头从来就不是衡量贤愚的标准。晏子是公认的矬子,其智慧出类拔萃,治国的本事历来为人称道。刘秀就是这种外拙内秀的小个子。     

文盨与周宣王中兴

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近有<西周士百父盈铭所见史事试释>一文,刊布于在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1].文中发表了一件前未著录的西周晚期青铜盈,并对其铭文作了很好的论述.本文试在其考释基础上,略抒己见,是非敬请读者指教.     

心夺画道 胸有成竹——访著名画家孙友军

孙友军(大石板),与墨竹鼻祖文与可同乡。少时喜绘人物,特别是常将三国、水浒英雄人物绘成门神,在当地远近闻名。后从军弃笔,时至中年专攻墨竹。 孙友军现为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友军钟情于竹,师从墨竹高手曾教宽老先生,工作之余潜心研习墨竹,又博采众长,对徐渭、吴镇、倪瓒、郑板桥、董寿平等古今大师的作品细心研摩,渐入佳境。 观友军墨竹,能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和遐思。他把自己的全部情     

水陆画研究的“图像学”意义

水陆画是以图像遗存为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涉及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方面丰富的信息,如果以图像学研究方法入手,深入发掘水陆画的各种文化内涵,使之不仅成为艺术史、美术史的研究素材,而且更可能成为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