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

本文综合性使用档案等清代官书资料,梳理出康熙朝试行社仓特别是在直隶进行实验的基本情况,也梳理出雍正朝试行社仓的过程、基本制度、各省实践情况。认为康熙、雍正二帝社仓的试行,来源于重视民生的思想,采取的是依据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行政方式,试行社仓是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雍时期试行社仓初见实效,与徐徐推行、因地制宜、试点实验再行推广等改革方式有密切关系,是成功的社会建设实践,对于乾隆朝社仓的进一步推行有着重要影响,奠定了有清一代设置社仓的基础。     

从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演变——以清至民国前期的新疆乡约为例

乡约最早成立于北宋年间。当时的乡约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制度。明中后期,许多州县已建立了乡约,朔望讲读圣谕或约规已经成为明朝封建教化的重要形式。但这一时期的一些乡约已经具有了诸如稽查奸宄、催征赋税、管理社仓等一些基层综合管理职能,从而开始了乡约的官役化过程。乡约制可以说是对以往新疆基层政治制度的发展。     

明代广东社仓、义仓考

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稳定社会重要机制的社仓、义仓也在南粤大地上建立并日趋完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广东社仓、义仓研究颇为重视,发表了多篇内容丰富的论文,使人们对有清一代广东社仓、义仓的设立、管理和作用有了较清楚的认识。然而,对明代广东社仓、义仓似乎关注不够,     

朱熹与光泽社仓

<正>社仓是古时民间储粮备荒的一种习俗和制度,由朱熹首创并命名。宋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目睹闽北连年水旱灾频繁,百姓不得温饱,于是在福建崇安鼓动富户发粮救灾,于宋乾道七年在五夫首创社仓。他还上书朝廷,建议设立民间储粮社仓制,此奏请被恩准,颁行天下。光泽位于崇安之邻,民间即有义仓之举。宋元年间,县令上官均就倡导民众建立义仓,在平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其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者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者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无论从发展阶段、设置方式、举办形式,还是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存在着不同。     

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

<正>所谓备荒仓储,主要指以积贮防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是传统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备荒仓储集传统时代之大成,其成就远迈前代。按照现下通行的看法,其发展大致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即,官办的常平仓在盛清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中晚期之后日渐倾颓,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社仓和义仓方获得良好发展。事实上,这种看法并未获得充分论证。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没有确切引入国家的视角,以致相关的制度史认知远不够完善。至于这种缺陷的主要反映,就是对     

《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介评

正明代军事史是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创设为明中后期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学术界有关明前期军事制度的研究尚有诸多未明之处,李新峰著《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以下简称"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为我们阐明了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发展脉络,是研究明代军事史的一部力作。该书由正文4章及绪论、结语组成,共35万余字,通叙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文字流畅,多有超越前人的见解。该书以现代术语"军事制度"     

明中后期对商税官的监察和管理

明中后期对商税官的监察和管理姜晓萍随着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税收入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国家对商税征收的领导和控制,明政府在建立健全税务管理机构的同时,尤其重视对商税征榷官的监察和管理。一明中后期负责征收商税的官主要分为二大...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与其经营方式紧密相关。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常平仓通过仓谷买卖获取利润的难度大,成功的个案少;社仓通过借贷仓谷获取利润的难度也很大,出借频率低。乾隆四十五年各地督抚汇报的常平仓盈余数额,充分反映了全国常平仓赢利能力的有限;乾隆五年朝廷有关常平仓采买的争论,显现出清朝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山西义仓和直隶义仓多年的借贷经验,反映了社仓和义仓盈利能力的有限。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     

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

社仓制与青苗法比较刍议张全明社仓制与青苗法一样,同为宋代荒时暴月平抑高利贷剥削、以利防灾救荒的改革措施。然而,由于青苗法系一度推崇至极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行,因此,历来评价极高;而社合制却是一度被批判、声讨的＂保守派＂朱熹所创,因而,对其评价,不是大...     

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

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羡银采买,因此其设立之初规模就比较大,分布也非常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向贫民发放救助性赈贷,是历代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明初通过广泛设置预备仓,重构了元末以来断裂的赈贷制度。但正统以后,预备仓逐渐破败,赈贷制度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一,不收利息的"秋成抵斗还官"逐渐过渡到"量取息米",甚至演变为高利贷;其二,乡村豪民取代贫困小农,成为赈贷的主要受益对象;其三,预备仓的赈贷功能明显下降,赈贷越来越多地依靠劝分、赃罚和捐纳等来苦苦支撑;其四,官方主导型的赈贷逐渐弱化,以义仓、社仓为支撑的民间赈贷逐渐凸显。这些变化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灾荒赈贷制度逃不脱的利息政策异化、放贷对象错位、国家责任转嫁等运行悖论和周期性兴衰循环。     

明中后期艺术器具供求及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明中后期,受社会奢靡风气和长物之好的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开始注重视觉审美和精神享受,这一转变推动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而器具艺术化就是其最直接的体现。文章通过描述明中后期艺术器具的供求情况,分析其价格影响因素,以此探讨艺术器具市场的交易状况。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以六科给事中为切入点

明代六科制度赋予了给事中很多权力,六科给事中位卑权尊,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六科给事中选拔、升迁、行政效能、品德操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皇权(固定要素)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内阁(固定要素)与六科给事中的反复较量,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明末各党派首领,导致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运转失灵。     

贵州积谷贮贷的兴革

“积谷防荒”——由各个地方自行筹贮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以调剂余缺、赈灾济贫,所谓“不动帑,不劳民”,“不假胥吏,不惊市廛”,而“以防天时之不常,济地利人和之不及也”,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积谷的存贮处所和经管单位为义仓或社仓,因而在历史古籍中,一般称之为“义谷”或“社谷”,至民国时期始总名为“积谷”。义仓和社仓有所不同,按照《大清会典》的划分,“凡民间收获时,随其所赢,听出粟麦,建仓储之,以备乡里借贷”者曰社仓;“凡绅士     

千年贤举——清献河

在武夷山,提起儒家“爱民虑远”思想的恤民措施,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朱熹,想到朱熹创办的五夫社仓。的确,五夫社仓开自救灾荒之先河,被称为“先儒经济盛迹”。其实,在武夷山还有一处时间更早、规模更大的“先儒经济盛迹”,那就是流淌近千年、至今仍造福武夷山人的清献河。     

从考成法看张居正改革的成与败

张居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针对明朝考察制度的混乱不堪,弊端丛生,政令不能得到有效的传达和执行现象,同时又为了挽救明中后期以来逐渐衰落的国家,推行改革,从而使吏治清明、国库充实,但是此法在张居正生前效果显著,死后却危机重重,后人对张居正改革的成与败众说纷纭,因此,下文从考成法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