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     

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

“石”字既可表示容积单位,又可表示权衡单位。先秦至汉唐,“石”作为权衡单位,始终是1石=4钧=120斤,而其作为量制单位,始终是1石=1斛=10斗=100升。作为容积单位的“石”,与作为权衡单位的“石”绝不能混为一谈。唐前期,无论是敦煌,还是内地,皆未见“驮”作为量制或衡制单位的实例。吐蕃占领敦煌后带来了“驮”这个量制单位,1驮=2蕃石(20蕃斗)=1汉石(10汉斗)。当时敦煌地区,1秤=4斤。敦煌地区,除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制冠冕外,公私通用大升、大两制。     

兵器铭文中的“冶”非“工师”说

《江汉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发表的《武汉市收集的几件重要的东周青铜器》一文中说:“‘后’为冶字,即冶制的工师”,是文谓“后”为“冶”字,未言何缘,不解。又以为冶即冶制的工师,不切。按铭文     

秦成都少城“与咸阳同制”浅析

秦成都少城“与咸阳同制”浅析潘明娟提及战国时期的成都,总要说成都“与咸阳同制”,以证其城市发展水平之高。但是,与咸阳同制的究竟是秦成都的少城还是大城？是怎样地“同制”？众说不一,有必要略作探讨。文献中最早提及“与咸阳同制”问题的是扬雄《蜀王本纪》：“...     

此“豆”非彼“豆”

“豆”字在今天是代表豆类植物,但在古代,它是一件盛东西的器皿,大多是陶制的,也有木制、漆制和青铜制品。从“豆”的甲骨文字形看,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高脚杯,只是比杯子大得多,有的有盖有的无盖,有的有耳有的无耳。     

此“豆”非彼“豆”

“豆”字在今天是代表豆类植物,但在古代,它是一件盛东西的器皿,大多是陶制的,也有木制、漆制和青铜制品。从“豆”的甲骨文字形看,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高脚杯,只是比杯子大得多,有的有盖有的无盖,有的有耳有的无耳。     

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赋税制度受唐两税法的影响,征收户税即“突税”与田亩税即“地子”。此外,“地子”可能也被称为“突税”。归义军政权承袭吐蕃统治,赋税制度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向民户征收“地子”即田亩税,征收的“地税”则从吐蕃时期的“突税”演变而来,其性质还是户税。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     

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

商周时期,王及诸侯方国国君(或包括夫人、宗族成员在内)死后普遍实行多代集中埋葬于同一公共墓地的公墓制度。这种“集中公墓制”是阶级、国家产生之初级阶段君权确立但还带有氏族遗痕的一种墓地形态。“集中公墓制”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每代国君为中心的“独立陵园制”的出现。但春秋战国时期的“独立陵园制”尚处在创立与发展阶段,而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及君主集权的高度强化,“独立陵园制”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完善,从而奠定了尔后中国近两千年专制社会帝王陵园制度的…     

陕西榆林发现崇祯通宝背“榆”、背“制”、背“制奉”小平钱

近年来,陕西榆林古城在老街改造和榆溪河河滨公园建设中先后多次发现崇祯通宝背“榆”、背“制”、背“制奉”小平铜钱。早在2004年春榆林籍民工在位于榆林古城西的榆溪河清理河底沉沙时挖出一批背“榆”崇祯通宝小平钱,其钱品相极佳,刚一面世泉友一片哗然,疑为仿品。这批钱尚未流通,     

遵“古”而行与以俗入礼——论西汉中期郊祀改革中“古制”的文化实质

秦至西汉中期,关东方士在参与国家祭祀改革时,多以“古制”为据。但方士所言“古制”并非真正的上古三代之制,而是战国时期关东六国,尤其是齐国的祭祀礼制。相较于源自秦地且在秦至西汉中期被奉为国家最高祭祀的雍五帝祭祀而言,这些关东祭祀制度属于“小传统”,即与国家之“礼”相对的地方之“俗”。关东方士之所以要将关东之“俗”建构为上古三代之“礼”,一方面是因为伴随着广域集权国家的建立,三代时期“礼”“俗”有机互动的体制遭到破坏,“礼”确立了对“俗”的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将战国之制婉饰为“古制”也顺应了西汉文帝朝以来的“奉天法古”思潮。     

试论唐代安西守军的自铸币——乾元、大历、建中暨“元”、“大”、“中”字钱

唐王朝建立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实行“废五铢、铸新钱”的币制改革,一变自汉以来以记重为主的五铢钱制,首以“宝”货之名铸于钱文中,开创了自唐而始的“宝”货制时期。     

“师夷制夷”与维新变法运动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理论上开辟了一条近代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起初,“夷”字还包含着清廷官员对西方国家的蔑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形成近代外交观念,往日虚骄自大的心态已经荡然无存,“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制西方侵略的代名词。“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图探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在“师夷”和“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概述

在日本“55年体制”崩溃以后,日本国内有关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研究增多。虽然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是一个表述日本战后政党政治体制的政治学术用语,但在对日本战后政治史进行总体性研究时,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却是“55年体制”。     

“金砖”墁地琐谈

民俗常言:紫禁城的宫殿,旧王府,团城等,都是大方“金砖”墁地。而且,金銮殿“金砖”墁地也是事实,但是,“金砖”并不是用黄金制作的,它只是比一般的方砖略微重点,颜色黑黝,制作精致,配料特殊罢了。有人说“金砖”是在制砖的材料澄泥中加了桐油。另有人说是在制砖的材料澄泥中加     

古代帝陵中的“合葬”“祔葬”与“陪葬”

“合葬”“祔葬”与“陪葬”是帝王陵墓葬制的重要内容，显示出后妃、宗室以及功臣等人员同帝王的从属关系，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格局、丧葬礼制的重要反映。“合葬”始终是帝后同葬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和礼仪秩序的根本；“祔葬”和“陪葬”因时代不同而内涵有所差异，整体反映了从先秦时期“天下国家”向汉代以后“家国同构”的转化。     

“泰山”不是“山”

不少人认为,“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是山东境内的“泰山”,其实,这句成语中的“泰山”是人不是山。原来泰山是鲁班的弟子,由于他总是别出心裁,结果惹怒了鲁班,被撵出了“班门”。事过一年,鲁班在集市上看到有人摆着精巧的竹制家具出卖。一问,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竹制家具是被他开除的徒弟泰山所制,鲁班自愧弗如,慨然叹道:“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条记载,准确地道出     

张家山汉简中的“卿”

在秦汉文献中 ,“卿”一般表示官职名称 ,如“三公九卿”、“公卿”等等。但是 ,在张家山汉简中多次出现用“卿”表示的爵位名称。有学者曾对此做了研究 ,并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卿是西汉前期从秦的赐爵制中继承下来的爵名 ;(2)卿也是赐爵制的爵名之一 ,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 [1]。对于第一点 ,笔者完全赞同。关于第二点 ,笔者认为 ,卿是二十等爵之内的某些爵名的代称 ,而不是二十等爵之外的一个爵名 ,这不仅可以从张家山汉简本身得到证明 ,也可以在文献中得到佐证。一张家山汉简所见“卿”与二十等爵的关系首先 ,让我们根据张家山汉…     

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引言:问题的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 ,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2 0世纪2 0—3 0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     

“清议”流变略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舆论形式——“清议”。所谓“清议”,当指公正的评论。《三国志》吴志张温传:“(暨)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亦称时论或时议,即当时社会上公正的舆论。《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时论以林节操清峻,欲致之公辅。”《通典》卷13选举·历代制上:“时议以州郡相阿,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有时也指清正的言论。《南史》宋武帝纪:“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涤除”。     

日本在伪满统治中的“自治派”与“统制派”

近代日本侵略统治伪满的思想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它至少存在着两个派系:既有利用“以满制满”、自治主义为手段的“自治派”,也有追求中央集权、统制主义的“统制派”。前者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自治主义,不断在地方上推进“县自治”与“保甲制”,以图在“自治”的名义下利用华人对各地展开实际操控并向上层扩大;而后者则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统制主义,期望削弱地方的权能,构建并强化“总务厅中心主义”等中央集权性政策,将伪满彻底地属国化、殖民地化。两者之间既有摩擦,也有配合,共同统一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奴役东北人民的大目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