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水灾及其发生机理

通过分析、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发生的特征、机理及其与地区性水灾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水灾与地区性水灾关联度不高,江河暴涨暴落是城市水灾的主要致灾因子。水灾高发城市大多与城市所处的微地形地貌环境有关,62%的城市水灾发生在仅占总数17%的县城,突发性、局部性是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的显著特征。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严重性,区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以及应对水灾的方略与措施,决定了城市水灾发生的频次与程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城市水灾发生机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1935年苏北水灾的地方应对——以《黄体润日记》为视点

1935年7月10日,黄河在山东鄄城董庄决口,导致鲁南、苏北数县遭受严重水灾,损失惨重。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端,靠近南四湖,地处黄、淮两河泛滥区的交界地带,受水灾威胁很大。黄河决口之水南下或南四湖湖水外溢,都会使丰县面临危险。以黄体润为代表的丰县县政府、县党部公职人员最初对黄河决口并未足够重视,行动缓慢,直至洪水侵入县境后才迅速采取行动。在与洪水博弈的过程中,黄体润等人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将应急抢险与防患未然相结合,发动全县各区征工兴筑新堤、修补旧堤,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策略、灵活应对,并在灾后依照上级机构的布置及时开展赈济工作。丰县在此次水灾中的遭遇和作为,既提供了一个微观案例,有助于我们探究一个县对水灾的应对过程,也启发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国民政府基层行政体系的思考。     

乾隆七年江淮水灾回眸

清乾隆朝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水灾达514次,占自然灾害之首。一年发生水灾10次以下的有26个年头,10次以上的有34个年头。“黄河于丰县石林、黄村漫溢,淹浸滕县等六县卫;苏、皖、赣、湘、鄂、豫、鲁均遭水灾,损失之大,范围之广,为多年所罕见。”这是有关史料对乾隆七年（1742）发生水灾的一段文字记载。《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收录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     

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的救济

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的20几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竟达七十七次之多”.而民国1931年的大水灾,无论从受灾的范围来说,还是从危害的程度来说,在民国乃至于近代的灾荒史上,都是空前的.此次水灾,全国“被灾省份计有十七省之多,灾民几达七八千万人,淹没农田约占七万万亩”.“人民死于水患及病疫者,日以百千万计”.其中以湘、鄂、赣、皖、苏、豫、鲁、浙八省受灾最重.据估计,此次水灾的总损失在50亿元以上,仅农产品的损失即达4亿余元.八省的农作物年产量占平常年景的百分比是:稻米为38%,高粱、小麦为29%,棉花为24%.前五省89县的流亡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40%.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汴梁水灾纪略》著者辨

在整理馆藏古籍中,我们发现了一部署名“痛定思痛居士”撰写的《汴梁水灾纪略》抄本,记录了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张家湾决口,水围开封达八月之久的情况。这次水患使河南、安徽二省五府二十三县遭受严重灾害,时间之长,危害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当时身为开封府知府邹鸣鹤在《防守省城情形略》中,和举人选虞城教     

张学良赈济水灾史料一组

1930年7月,辽宁西部地区各县遭受了数十年来罕见的水灾,受灾各县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惨苦之状触目惊心。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关心民瘼,多次发电询问灾情,亲自主持救灾工作,辽西水灾很快得到了控制。1931年8月,南方沿江一带又一次发生水灾,长江、淮河、汉水、运河同时泛滥,至8月下旬,灾区已扩至17省,受灾人口增至1亿人。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再次通电北方各省市筹款赈灾,并于副司令行营设立了各省水灾筹赈会。此组史料反映了张学良1930年7月～1931年8月主持救灾工作的经过情形,可供张学良研究之参考。     

20世纪30年代湖北的水利建设

民国时期,湖北水灾十分频繁,仅20世纪30年代就发生了两次特大水灾,这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反思。“惟是已成之灾,政府固应尽赈救之责,而根本治导,预防灾难之再至,政府之责, 则尤为重大。“灾后政府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从修复堤防到植树造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     

北国江南，衡水湖

衡水在河北以水为名。在干涸的北方,自然水域惟有衡水湖和白洋淀依然碧波荡漾,成为了京津冀地区人们泛舟赏荷的好去处。作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衡水湖还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环保人士前来考察。我生于斯长于斯,每年都要到湖里去十几次,她有太湖之浩渺,兼西湖之清丽,她的美要用心来体会。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1931年发生的全国大水灾，让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华民族几近于“九死之绝境”。     

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下)

第三目防洪宜昌下游扬子江之大水灾损失,仅1931年8月之一次备有记录,任何防洪利益之估计必须以该次水灾为依据,在讨论防洪利益以前,请先叙述数次较大之洪水如次。甲:洪水量1931年之洪水,每秒钟流量大于4000公方(1,412,000秒立方尺)者,计自八月七日至十四日与十七、十八两日。每日平均流量最大达每秒58.500公方(2,060,000立方尺),自八月七日至十八日间之洪水量总计50,000,000,000公方。(40,500,000英亩尺),三峡拦河坝下游洪水流量限于每秒40,000公方,则蓄洪量需8,800,000,000公方。(7,140,000英亩尺)     

慰问演出

慰问演出在我艺术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人生感悟.究竟我慰问了多少地方,很难记全.印象深的一是慰问抗洪和水利工地的民工;二是慰问子弟兵.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建水库筑大堤,几乎年年未断.这对于常年闹水灾,饱受水灾之苦的湖北人民不啻是最大的福音和最大的善举.解放前虽然我多半呆在大城市,没有亲眼目睹农民遭受水灾的惨景.但在我13岁时,1931年却亲身经历了汉口被洪水吞噬的景况,深知水灾无情,灾民的凄苦.记得水灾过后,哀鸿遍野,饿(饣孚)满街,连汉口的汉剧艺人也无法谋生,流落他乡.所以水灾从我幼小时就领受到它那恶魔的残酷,对政府兴修水利这一善举由衷的高兴和崇敬.     

九江百年救灾赈民回顾

笔者年逾七旬,世居长江之滨,对地处长江中游南岸鄱阳湖西侧的九江地区近百年来的水患,尤其是历次重大水灾,大都身历其境,耳闻目睹,莫不记忆犹新.自70年代起,复效职于九江市政府分管查灾救灾工作的职能部门市民政局,较为详备地收集整理了有关九江水灾情况的历史资料,现就百年救灾赈民作一回顾.     

中国空军直升机首次出国救灾

1988年夏天,孟加拉国遭遇历史上罕见的水灾,全国64个县有53个县被淹,占国土面积的3/4,800多万间房屋被洪水吞没,3000多万人无家可归,交通几乎全部中断。面对如此大的洪涝灾害,孟加拉国政府于9月初向中国政府求援,请求派飞机前往支援。中国政府接受了请求,首次决定派空军某部直升机前往救灾。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中国空军直升机出国救灾的任务,担任指挥组参谋兼飞行员。     

黄梅戏回“娘家”

<正>1983年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黄梅县龙感湖段百里长堤外的长江,波涛汹涌,浊浪冲击着堤岸,飞溅出一丈多高的浪花。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正在大堤上视察灾情。陪同视察的有黄冈地区和黄梅、广济两县的领导同志。关广富抹了抹溅在脸上的水花,说:"黄梅最大的隐患就是水灾。""是啊,解放前,黄梅民间曾流传一句民谣,‘家住白湖洲,十年九不收’。龙感湖一带几乎是年年闹水灾,水灾一来,灾民们都携儿带女外出逃荒。我们     

永不沉没的古城

六安市有座历史化古城——寿春城,它位于淮河之滨、八公山之阳、东淝河之南,这巍巍屹立的7147米长的城廓,如巨龙盘卧在淮南大地上,历史上无数次汹涌洪水,都被拒之城外,让城里百姓免遭800年的水灾。     

1945-1946年桂林市县劫后灾荒与善后救济工作

1945-1946年间,桂林市县在敌灾、水灾、虫灾、旱灾、疫灾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诱发了严重的劫后灾荒,广西分署组织各种力量参与灾荒赈济活动.本文以纪实的方式分别叙述1945年至1946年劫后灾荒产生的原因,以及桂林市和灵川县、兴安县、全县等县的灾荒概况与善后救济工作情况.并对其善后救济工作进行总体评价,以及灾荒对桂林社会所产生的危害和影响.     

近代广西的水灾研究

由于一些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近代广西的水灾日趋严重。水灾发生的频次较前代明显增多,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水灾主要集中梧州、南宁、浔州及郁林州等府县。同时,水灾还呈现出连续性、灾区广、灾情重、多灾并发等特点,给近代广西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书林生涯五十年

余家籍河北省衡水县,世代务农.余9岁入小学,始识文字,后因家贫辍学.1937年芦沟桥事变起,日军南下侵占了家乡,农村破产;难以耕种.1938年我15岁随乡亲来北京琉璃厂恒古堂古书店当学徒.业师于聘斋是河北深县人,系清末著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