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家庭人口文化的实践与探索

新型家庭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整体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新型的家庭人口文化以生命、家庭、健康为核心理念,把人口宣传教育的视角更多地转向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将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作为重点,是全面做好新时期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内在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人口文化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新型家庭人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理念、内容的社会拓展、机制的建立、传播的方式以及手段的创新上做深入的探索。     

甘南藏族人口家庭规模结构变迁及影响

本文是一篇关于甘南藏族人口家庭规模结构变迁情况的调查报告,笔者通过对相关调查数据的整理、归类和分析,勾画出了甘南藏族人口家庭规模结构变迁的轨迹,说明了原因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人口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要素分析

<正>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形势,四十年来河南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人口空间结构而言,人口总量、人口密度、人口流动等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势,各城市、城区、街道、城乡、乡村之间多样化多元化发展。人口空间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存在发展的风向标,影响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人们生活等是否健康有序和谐发展。作为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人口空间结构演变情况、人口     

人口研究要注重社会变革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

赵中维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口社会研究所终身教授。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计算机微观模拟及家庭亲属结构变迁,中国历史上控制家庭规模的思想及行为,人口社会史研究中家谱材料的使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口状况及亲属结构的变化,联合国1982年发展     

中国近代人口分布及其流迁

一人口的分布,即一定时间内的人口地理分布状况,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受地理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制约。随着人口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发展变化,人口的分布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基本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汉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人口重心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进入近代以后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在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之后,内地人口不断向边疆及海外扩散,流迁规模也日渐扩大,其结果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东西两     

陕西省仰韶时代人口规模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史前人口研究不同于现代人口研究,因此在相关概念及方法的使用上亦应有所不同.具体到人口量化研究时,我们以人口规模的概念替代人口数量的概念.人口规模是指人口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时期内数量上的变化区间.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是相关的两个概念,人口规模以一定的数量区间来表示,而人口数量是以精确的常数来表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以一定的数量来表示,区别则是数量的精确程度有所不同.人口规模体现为一种数量上的跨度,较人口数量更为宽泛.之所以使用人口规模的概念,主要原因是史前时代人口量化研究的资料中缺乏家庭人口的确切材料,而家庭人口只是一个大致的规模,所以以家庭人口规模为基础来统计的史前量化人口也只能是一种数量区间.     

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本文着重探讨中世纪中国和西欧不同的财产继承形式对家庭结构、婚姻状况、迁移流动等基本人口行为所产生的作用,从而对中西人口变动的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从财产继承与人口的关系角度来剖析中国和西欧近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差异。一、简单说明中世纪的概念实际是西方学者...     

美国人口地理学的近期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有了新的发展。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美国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历史,然后重点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地理学的新发展作了详细阐述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人口地理学应该借鉴的方面。     

略论元代家庭的人口状况

在元代人口研究领域,家庭视角的人口研究比较薄弱。通过整理分析《元史》中的相关资料,考察了元代家庭的户均口数、人口规模和妻妾子女数量问题。     

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

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张利民人口是社会生产力,它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消费者。分析近代华北城市人口的发展,以人口界定城市的规模,探索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研究华北城市近代化和城市系统演变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一、近代华北城市人口的发...     

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

在土地私有制社会中 ,农民家庭人口的生存水平与家庭占有土地状况和生产条件有很大关系。 2 0世纪 3 0— 40年代 ,冀南农村自耕农以上家庭在调查村庄约占 13 ,多数家庭有生存条件不足之虞。尽管土地缺乏者可以通过做农业佣工或从事非农活动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 ,但若没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比较完善的生产条件 ,很难摆脱生存窘境。贫穷使无地少地和生产条件欠缺的家庭成员的婚姻、抚养子女的能力以及家庭规模都受到影响 ,制约了农民家庭人口乃至区域人口的增长     

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

传统平原农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人口集聚区,也将是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与农户家庭总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提出农区发展演化三阶段的理论,并选取不同发展阶段的河南省吴庄村和山东省东店村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人口非农化特征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存在相关性,宏观层面的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是农户兼业行为特征的重要外因;兼业农户通过土地流转,种植结构调整改变传统耕作方式,优化了农业与非农业收入结构,并推动农区进一步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传统平原农区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利用方式的影响机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推进该类型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土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 根据《西宁府新志》记载,清雍正、乾隆年间,土族人口有45,900人。马家军阀割据甘青期间,曾多次下令土族人民改变服饰和语言,企图同化和消灭土族,致使土族人口下降,1933年只有28,000人。到1949年青海解放时土族人口逐渐发展到47,891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     

日本家庭规模的变化

日本的家庭人口,从1920～1935年期间,从1～10人的家庭,无论人口多少都处于增加的状态。例如1920年平均每户人口为4.89人,1935年则增加到5.20人。从1935年到1955年变化不大,平均每户人口维持在5人左右,但从1955年则开始了明显缩小的倾向,到1965年下降到4.05人,到1980年时,全国每户平均人口已下降至3.33人。战后,特别是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人口大量从农村迁入城市。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社会心理;同时在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核心家庭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生育观的转变使大多数夫妇产生了     

人口因素在中华文明起源初始阶段的地位

当今社会,由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人口因素及人口问题已备受重视。同样,上古时代,人口因素与当时的社会经济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个时代,人口数量的增多或减少,人口群体素质的发展水平尤其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具有战争能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口规模,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诸文明因素在萌芽阶段,无不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然而,人口因素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明起源的诸因素,仅仅包括农业的产生、大型礼仪建筑、城市以及文字的发明等等,笔者认为文明起源…     

唐代沙州老年人口试探

对于历史时期老年人口进行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社会特征和发展状况。出土文献显示,武后至唐代宗大历年间,沙州的老年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9%-20%,有老人户约占44%-72%,二者所占比例均呈递增趋势;老年负担系数约为15%-30%,社会负担系数约为52%-56%;老年人口中女性丧偶率高于男性;老年人生活的家庭类型因时而变。唐代沙州老年人口的这种状况既和全国人口总体发展趋势相联系又与其地处西部边陲,有时处于局势动荡状态是密切相关。     

东周时期主要列国都城人口问题研究

<正>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东周列国都城遗址大都已被发现,并有许多学者对其形态、特征及格局演变等方面作了细致的研究,但对各都城的人口问题却很少涉及。而人口问题本就是都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城市发展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瑞兰先生说:“人口数量的增多或减少尤为直接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特别是具有战斗力和劳动力的人口规模,对先秦时期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东周时期包括东周王都在内的主要列国都城人口做一初步估测,以期推动古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开展。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正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国家政府也通过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度与实施直接参与了家庭活动,成为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中国家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同步,并内嵌于社会转型的进程之中。对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家庭户变动体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人口流动与管理

中国的人口流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并非死水一潭。当时的人口流动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社会人口流动和社会人口的自发流动。前者时间短、规模大;后者基本上发生于农闲时间,某些时期规模相当大。尽管人口移动的终极原因是经济的利害关系,但是经济建设刺激的人口流动并非主流。政策、灾荒、历史习惯和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户籍制度包括人口流动管理的内容,然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政策措施是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二元社会形成的主因。     

河南仰韶时代人口规模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人口是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了解不同时代的基本人口规模对于阐释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南仰韶时代人口规模的初步确定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环境变迁以及后代的人口规模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