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南嶽”——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獻與景觀

<正>魏晉以降,由於佛教、道教等文化力量向山嶽地區的開拓,使山嶽從原先較爲單純的山神祭祀之所,成爲彙聚寺院、道館及神仙遺跡、學館、祠廟等多元文化景觀的地理空間(1)。這種新形態的山嶽景觀,成爲理解漢唐之間歷史變動的重要線索。與山嶽景觀的變化相伴隨,有關山嶽地理、歷史的記述也在這一時期興起。僅據《水經注》、《齊民要術》、《藝文類聚》等書徵引,就有《廬山記》、《南嶽記》、《衡山記》、《嵩高山記》、《華山記》、《泰山記》、《羅浮山記》等十餘種山嶽記。這些山嶽記詳細記述山嶽的文化和自然景觀,成爲後世山嶽志編纂的濫觴(2)。此外,隨着山中寺院、道館     

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     

《史記·倉公列傳》探微: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

《史記·倉公列傳》記録了兩個獨立的歷史事件:"廢除肉刑"與"齊文王之死"表面上看,它們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似乎僅僅是因爲名醫倉公(淳于意)先後經歷了這兩個事件。但細讀《倉公傳》,我們發現這兩個事件的記述存在很多疑點,而這些疑點又指向了文帝時代漢廷與齊國的矛盾。結合出土文獻,筆者認爲這兩個貌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事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統一於文帝消弱諸侯王權力的大戰略。     

翁氏日記與晚清上層書籍世界

<正>《翁同龢日記》作爲"晚清三大日記"之一,歷來被認爲於晚清歷史研究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意義,自上個世紀以來,利用《翁同龢日記》來窺測晚清政治風雲的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棟,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晚清歷史的研究進程,其父《翁心存日記》於2011年由張劍整理出版,同樣被學者認爲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①,不過現存大多數成果也多以歷史文獻或其他角度來對其進行研究。但事實上,除了顯而易見的歷史層面的價值以外,翁氏父子日記     

漢初隸變楚辭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材料來源

《史記·屈原列傳》是研究屈原及其楚辭創作的惟一相對完整史料,爭議也最爲集中。本文從《屈原列傳》收録的惟一楚辭文本《懷沙》入手,利用新出土材料與古文字知識,發現司馬遷是依據漢初隸變楚辭文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寫本材料寫作屈原傳記的,一方面采用了淮南王劉安《離騷傳》的成果,另一方面借鑑了漢初輿論環境中的一些"屈原話題"。司馬遷在屈原之歿一百七十年後,采用二手材料寫成的屈原傳記,可視爲屈原研究的最初原創性成果,同時也因爲其采用的是漢初隸變楚辭(本文稱之爲"宗本")而不是先秦楚文字寫本楚辭(本文稱之爲"祖本"),對屈原傳記的敍述難免存在許多闕失,留下了很大研究空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屈原否定論"的温床。     

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

學界對春秋戰國之際"絕祀"國家蔡國的了解主要依據《左傳》及《史記·管蔡世家》等傳世文本。1955年發現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記載蔡昭侯申遷都州來前後的史實及與楚、吴兩國之關係,成爲蔡國史學的青銅文本。近年出土的上博簡、清華簡中多記有蔡國史事,揭開了蔡國三次遷都的秘密,成爲重要的竹簡文本。這三種文本保存了春秋蔡國的歷史記憶,凸顯了春秋蔡國歷史文學的復仇主題。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司馬芳殘碑》碑主司馬芳新考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司馬芳殘碑》涉及西晉皇室先祖,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通行看法是司馬芳即文獻所記司馬懿之父司馬防。本文以《殘碑》碑陰題名中杜幾(畿)的職銜爲線索,考證杜畿早年履歷,推定司馬芳擔任京兆尹的時間在漢靈帝光和年間,而這與文獻記載的司馬防的生平履歷相矛盾。故本文贊成施蟄存先生卓見:《殘碑》碑主司馬芳與司馬防並非同一人。     

談博物館的文物保管工作

博物館是向廣大人民羣眾進行歷史的、藝術的、科学的等多方面社會文化教育與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場所,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它起着巨大的作用。博物館收藏着極大數量的國家的優秀和重要的文物,這些文物是博物館全部活動的物質基礎;因此保管好它所有的文化藝術藏 (一) 文物登記、編目和庫藏工作博物館收到文物後,應先行登記,這是保管工作的第一步。登記的辦法和注意事項,在‘文物參考資料’總號第三十二期(一九五三年第四期)‘談文物登記編目方法’     

撒馬爾干的中國曆法：耶律楚材的“西征庚午元曆”及其“里差”法考辨

耶律楚材在隨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作成"西征庚午元曆",設立名爲"里差"的地方時改正。"里差"並非來源於西方地理經度,而是由耶律楚材通過觀測月食,估計時間、空間差異,獨立構擬的一個簡單模型,體現了一種在天文學測算中自覺關注地理差異的新意識。耶律楚材在金大明曆的基礎上改作成庚午元曆,意在回應西征進程中的地理形勢變化和中亞伊斯蘭天文學的挑戰,維護漢地天文學在蒙古政權下的地位。庚午元曆及大明曆的浮沈,展現了在蒙古擴張的特殊歷史背景中知識的變動以及知識人的處境和抉擇。     

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諸邦並立,秦自稱由"邦"轉變爲"天下"。在這一歷史發展及理念變革的影響下,秦對有關"邦"職官、名號的變更不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實際上還反映了相應的制度變革。其中最突出的是邦尉的更名。秦統一之際邦尉更名爲太尉,並將邦尉執掌中縣道軍事的職能劃出歸於新成立的中尉;郡邦尉原本爲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内的吏員,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制變革中更名爲郡尉,成爲郡級三府之一。秦對郡縣道及中縣道區域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在領域範圍擴大、官僚機構擴充、行政層級增加的形勢下采取的整齊化舉措,也是君主集權推動下的産物。     

博物舘和生活

我們在巴什基里亞自治共和國的國立地誌博物馆的意見書裏,從許多的記事中,看到一位參觀者——蘇聯元帅留下了下邊這段記事:"參觀博物館,使人感到莫大興趣。這裏反映出來了和其它民族共同創造了一切物質文明與藝術財富的巴什基里亞人民的歷史。巴什基里亞人民參加了蘇聯歷史上的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再論世家大族與北魏政治——以“四姓”集團爲中心的考察

本文考察北魏一代士族格局的演變及其對朝廷政局走向的影響。北魏初年的士族格局繼承了後燕的歷史遺產,又因太武帝朝的神徵士、國史之獄而再度演變。隨着崔浩集團的覆滅,在文成、獻文二朝,形成了以趙郡李氏爲首的士族集團。馮太后死後,孝文帝籠絡隴西李沖及其親黨,通過定姓族,構造出一個以"四姓"爲核心的士族集團。在孝文帝的主導下,宗室近屬與"四姓"集團迅速結合,成爲領導改革、抗衡馮氏的權力基礎。這一利益共同體在宣武帝朝受到打壓,在孝明帝朝再度崛起,最終在河陰之變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晚唐長安的士人與寺院文化——以《寺塔記》爲中心

文章首先通過《寺塔記》嘗試復原段成式等人遊覽晚唐長安佛寺的大概行程,尤其注意到咏寺詩藴含的信息。其次,關注到《寺塔記》一文所涉及的佛寺均爲長安街東的高等級寺院,即段成式等人有意選擇了皇家寺院和官人寺院作爲遊覽對象。最後,論證《寺塔記》記載的傳奇故事來源並非如前輩學者所認爲的是僧人口耳相傳,更可能是寺院中的石刻文獻。     

從王通《續六經》到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隋唐之際經典意識的變化

隋唐之際是思想變革的時代。本文通過《中説》一書討論隋王通《續六經》的思想理念,論證其書對於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啓發。認爲王通的《續六經》是試圖創建中古正統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時代新篇章,不僅影響了貞觀之治,也帶動了隋唐之初的疑經改經之風,引發了諸多經學爭議和禮制改革,促進了新經典的出籠和經典意識的變化;並認爲從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甚至直至中晚唐之際的"新《春秋》學",都可以從王通的論述中發現其思想淵源,如此三者相續,構成隋唐思想變革的主線,此爲研究中古思想史不可忽略,且有待深入的一個論題。     

日記中的歷史:紹英眼中的清末民初

日記是具有私人史和微觀史性質的史料,也是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史料,尤其是那些長時段記錄或身份特殊的人物日記,更是不僅具有個人生命史的意義,而且兼具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人物史等多方面的價值。遜清皇室的總管內務府大臣紹英留存的三十三册日記中,通過個人的視角和感受,展現出清末民初複雜的歷史圖景與生動的人物羣像,爲那個時代留下了一幅縮影。     

岑參對唐詩西域之路的雙重建構

岑參西域詩建構了一條唐詩西域之路。詩中大量西域地理語彙是現存唐詩中僅見的。岑參詩歌詳盡記述從長安到安西乃至中亞諸地的行程,完成了唐詩西域之路的地理學建構,客觀上成爲以詩證史和補史的典範。這些西域詩又充滿了真淳深婉的性情和昂揚壯烈的猛志,岑参賦予了這條道路濃厚的人文色彩,完成了唐詩西域之路的文學建構。     

蕭統《文選》文體分類及其文體觀考論——以“離騷”與“歌”體爲中心

日藏古文獻《二中歷·經史歷》記有一份三十卷本《文選》的文體分類以及其各卷帙構成的完整篇目,從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其保留的極有可能就是《文選》編撰初始之舊貌。這份書目首先表明《文選》最初的文體實爲三十四體(三十三大體再加"離騷"),更重要的是,這份書目的出現還牽連到《楚辭》在六朝文體概念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晉宋樂府之流變等諸多文學史上的根源性問題,爲探討蕭統編撰《文選》之動機與意圖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