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

本文由《玉泉子》、《北夢瑣言》所記溫庭筠"江淮受辱"事件入手,通過《上裴相公啓》與《百韻》等詩、文敍事線索的互證和文義的層層抉發,指出其事發生在甘露之變後不久的開成元年(836);溫素與宦官爲仇,因王涯之薦謀職揚子院,且以所得錢財買妓爲妻,遭到麇集在揚州的宦官勢力的毫不留情的人身攻擊和令溫生前身後揮之不去的誣蔑。本文力圖澄清有關誣詞,抉發兩《唐書·溫庭筠傳》有關文字的荒謬,重證溫的生年,肯定他對妓女的愛情。     

花间鼻祖温庭筠的性格和人生际遇

正温庭筠是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词人,他恃才傲物的性格与坎坷多舛的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历史的吊诡,让人不得不扼腕而叹的是,温庭筠这样一位有才华、开一派词风的一代宗师,终年仅仅65岁,且是含冤抱恨而死。温庭筠(约801年—约866年),本名岐,艺名庭筠,字飞卿,唐代并州祁县(今山西晋中祁县)人,晚唐时期诗人、词人。温庭筠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家庭,是唐初宰相温彦博之后裔,温彦博曾经做到尚书右仆射     

温庭筠《上萧舍人启》的写作年代和题目问题

温庭筠起句为“某闻周公当国”的《上萧舍人启》,作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是庭筠上此时途经襄州入朝为相的白敏中之启。这篇启的现有题目是错误的,它早见于成书于北宋初年的《文苑英华》,此后的《全唐文》等书都沿袭了这一错误。     

《旧唐书》校读偶拾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温庭筠传》载：“温庭筠,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日,由是累年不第。”为是。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苦心砚席,尤长于诗公卿无赖子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藕饮,酣醉终按：《新唐书》卷九十一《温庭筠传》亦载此事,“裴诚令狐缟”,     

中国第一位词人温庭筠

温庭筠(812—约870),本名岐,字飞卿,晚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他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后裔。不过大约在其父亲时,家境已逐渐衰落。庭筠在幼年时即随家人寓居江淮一带,而且为时很久,所以他在诗中自称“江南客”,称到江南为“归”或“回”。一生四处浪游,很少还乡,游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温庭筠自幼才思敏捷,苦心学文,尤其擅长诗赋,能走笔成万言。在文坛上,与李商隐、段成式齐名,因三人排行都是十六,所以当时号为“三十六体”。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晚唐科举,考试律赋,每篇八韵。这种赋     

温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

本文由《玉泉子》、《北梦琐言》所记温庭筠“江淮受辱”事件入手,通过《上裴相公启》与《百韵》等诗、文叙事线索的互证和文义的层层抉发,指出其事发生在甘露之变後不久的开成元年（836）;温素与宦官为仇,因王涯之荐谋职扬子院,且以所得钱财买妓为妻,遭到麇集在扬州的宦官势力的毫不留情的人身攻击和令温生前身後挥之不去的诬蔑。本文力图澄清有关诬词,抉发两《唐书．温庭筠传》有关文字的荒谬,重证温的生年,肯定他对妓女的爱情。     

讀《荀子版本源流考》劄記

高正先生所著《荀子版本源流考》對現存及各書目所載《荀子》版本及其之間的源流關係詳加考察,並繪成《荀子版本源流示意圖》,爲治《荀子》者必備之書。然因《荀子》歷代版本衆多,關係錯雜,加之材料零散不足,此書尚有部分存疑之處。筆者對該書所涉及材料加以梳理,對其中部分問題略作考辨,以求教於方家。     

《郭守乾墓誌》與武定侯郭勛子嗣

明清史籍對明代武定侯郭勛家世、子嗣情況的記載,語焉不詳,且存在矛盾之處。本文結合相關文獻對《明故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武定侯郭公(守乾)墓誌銘》進行考釋,復原了武定侯郭勛的家庭與子嗣情況,有效地解決了明清史籍關於武定侯郭勛子嗣情況記載的矛盾和殘缺問題。     

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以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爲中心

義熙年間劉裕的兩次重要的北伐,一是對鮮卑族的南燕,一是對羌族的後秦。前者史書多稱"廣固之役",當時文筆表策,均出王誕之手;後者之軍中文書則多由北地傅亮掌筆。義熙十二年至義熙十四年,劉裕北伐軍攻陷天下之中洛陽、長安,傅亮爲此撰寫了《爲宋公修張良廟教》與《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結合義熙年間北伐後秦行軍的地理位置變化,可考證"二教"的具體撰寫時間;今將"二教"置於劉裕身分"宋公"、"加九錫的宋公"、"宋王"的關鍵節點再加以文本詳考。在宋初"經史之學"向劉宋中葉"詞賦之學"的演進途中,傅亮是一位非常有標誌意義的人物,他在文學史甚至是在中古政治史上的地位應該得到重新審視。     

《魏書》“穢史”問題新證

本文首先論述兩個問題:一,《魏書》有"穢史"之惡名,原以其"好抵陰私"之故,與敍事是否屬實並無關係。"穢史"與"曲筆"發生聯繫,是一個歷史層累的結果。二,《魏書》中出於政治目的,對北魏孝莊帝及其支持者進行了系統的醜化,只有認識到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彭韋伊霍"此類措辭背後的政治意圖。重新審視全書,就會發現雖然劉知幾等人對魏收的指責有過苛之處,然而書中出於個人原因歪曲事實的情況確實存在,《北齊書》對魏收"意存實錄"的評價絕非公論。     

金王庭筠《黄华山居诗》刻石

<正>汾阳市博物馆藏有金王庭筠《黄华山居诗》刻石四块,笔者对此刻石做了一番了解和研究工作,现将相关资料整理如下。一、王庭筠简介王庭筠,宋金时人,字子端,号黄华山主,黄华老人,雪溪翁。金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生于金贞元三年(1155年),卒于泰和二年(1202年)。登大定十六年进士第,调恩州(今山东省平原县西恩城)军事判官,有一定作为,后调馆陶(今河北馆陶县)主簿。明昌元年四月,参加馆阁考试被录取,因御史言其"尝犯赃罪"而罢官,乃卜居彰     

豔詞之盛 獨美於兹——評田安《締造選本:〈花間集〉的文化語境與詩學實踐》

正五代後蜀廣政三年(940),衛尉少卿趙崇祚編訂《花間集》十卷,收録以温庭筠爲首的十八家詞人五百首詞作,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在承繼中晚唐詞的題材内容的基礎上,又於詩藝技巧方面細鏤精雕,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的"花間詞派",對嗣後宋詞創作影響深廣。武德軍節度判官歐陽炯應崇祚之邀爲集作序,闡明其編纂緣起和選詞宗旨,揭櫫了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蚌埠市圖書館一年來的社教工作

南京圖書舘把圖書送到群衆中去的推廣工作,是值得鼓勵和表揚的。從事圖書事業者,應當依據列寧的指示:"公共圖書舘得引以為自豪和榮幸的尺度,要看書籍在人民中間流動得多麽廣泛,吸收了多少新的讀者,如何迅速滿足人們對書籍的一切要求"爲原則,來衡量對人民服務的成績。     

內律與俗法——從《續高僧傳·智藏》再探南朝政教關係

《續高僧傳·智藏》記載智藏與梁武帝關於僧團制度的辯論,實際發生在梁武帝天監年間,而非傳文所言普通年間。在此期間可考的兩件判例以及齊、陳兩朝的相關議論表明,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決,再由律僧斟酌詳定,這是不同於北朝、隋唐的審判程序。智藏與梁武帝關於提婆達多的對話,是暗引《大般涅槃經》的典故,以提婆達多爲佛陀教說方便示現,具有鮮明的南朝解經學特色,在當時的儒家論議裏也有反映。宋元以降的佛教史家不理解南朝談辯的內涵,也錯失了智藏與梁武帝二人爭論的真正焦點。這場爭論的核心是僧團戒律與世俗法律在審判程序中的分割問題。     

走馬樓吴簡“朱表割米自首案”整理與研究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柒]》包含近六十枚與朱表盜割官米自首案件相關的竹簡,本文從揭剥位置示意圖、簡文内容、簡的形制等方面對該案進行了初步復原整理與研究,並將之與"許迪割米案"進行對比,認爲該案比"許迪割米案"案情更複雜、牽涉面更廣、影響更惡劣。從特定的時空環境出發,探討吴簡自首簡在自首制度研究上的價值與意義,重新審視孫吴中書典校事吕壹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從上古圖文獻看孔子詩學

孔子的知識和思想不僅來源於上古文書、典籍,也來源於上古圖文獻。上古圖文獻數量衆多,曾作爲儀式器具,用於分辨民族關係、溝通神靈、象徵天賦權利。從《山海經》、《齊諧》等物怪之書和現存上古圖文獻看,當時人對鳥獸草木的記録和描繪,其實是對儀式事項的記録和描繪。因此,從本來意義說,"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等詩學命題,談的不是文學的審美功能,不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不是所謂"足以資多識"的博物之學,而是禮儀政教的技能,是對"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個三段式的形象表述。本文主張結合上古文化史上從儀式中心到倫理中心的思想轉變,結合孔子學禮的過程,認識孔子的知識結構和詩學思想,也了解經典世界和前經典世界的深刻聯繫。     

隋唐时期的类书

隋朝虽享国时短,却编了不少类书。其重要者:(1)诏命编修的《长洲玉镜》,(2)杜公瞻奉敕编的《编珠》,(3)虞世南在秘书省时私辑的《北堂书钞》,(4)诸葛颖辑的《玄门宝海》。唐朝有国日长,自太祖至玄宗,除了短命的中宗、睿宗两代外,诸代都用朝廷的力量编纂了一批大规模的类书:高祖时的《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时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五卷;高宗时的《瑶山玉彩》五百卷及《累璧》四百卷、目录四卷;武后时有题名为天后撰的《玄览》一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玄宗时有《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另外,不少文人学士也自己编辑类书,用来储备撰文赋诗的资料。如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张仲素《词圃》十卷,元稹《元氏类集》三百卷,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又名《白氏六帖》),三十卷,于立政《类林》十卷,温庭筠《家海》三     

南監本《魏書》之意改與中華標點本之擇從

<正>接受中華標點本《魏書》修訂任務,通校諸本、參證他書,稽考古今學者相關論述,歷時五年有餘,幾近完成。《魏書》標點本由唐長孺先生主持完成,廣參諸本,"擇善而從",徴引廣博,考訂精審,此次修訂,其實是一個認真學習的過程。然既言修訂,審讀原校成果,尋繹其擇從的理據,亦是題中之義。兹就中華本對南監本《魏書》的擇從,作一些梳理,并藉以説明修訂的一些情況。     

南監本《魏書》之意改與中華標點本之擇從

<正>接受中華標點本《魏書》修訂任務,通校諸本、參證他書,稽考古今學者相關論述,歷時五年有餘,幾近完成。《魏書》標點本由唐長孺先生主持完成,廣參諸本,"擇善而從",徴引廣博,考訂精審,此次修訂,其實是一個認真學習的過程。然既言修訂,審讀原校成果,尋繹其擇從的理據,亦是題中之義。兹就中華本對南監本《魏書》的擇從,作一些梳理,并藉以説明修訂的一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