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漢晉銘刻與荆南家族

本文考釋漢晉時期荆南地區的碑刻史料七種。這一批碑石的性質主要是"德政碑"與墓碑,銘文敍說當地家族的姓氏來源、官宦履歷與政績德行等方面,內容豐富。在碑刻相關問題考釋的基础上,以碑石置立地點所見當地家族鮮明的空間分佈格局爲線索,剖析荆南家族孕育、成長的組織方式與權力來源,勾勒當地家族在多方政治勢力進出下的地方實態。     

從唐朝後期的“省司錢物”到五代的“系省錢物”——五代財政管理體制演變探微

<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更迭的五代,既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勢的發展,又是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的先聲。就財政管理體制而言,五代在唐朝後期的基礎上有了重要變化,且影響及於北宋。關於五代的財政管理體制,現有研究多矚目于中央財政主管機構的演變1,對於五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這一財政管理體制的重要内容則尚未有專論。事實上,五代的藩鎮對於唐朝後期以來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劃分制度之利弊感同身受,其間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     

討論問題

在紀元一二八○年,蒙古族中的統治者忽必烈征服了中國滅亡了漢族政權的南宋,建立了異族統治的元朝政權,整個中國陷於蒙古征服者的統治之下將近百年《從一二八○——一三六八年共八十九年,铁木真窩阔台、貴由蒙哥等的年數沒有計算在內》,這百年當中,蒙古統治者除了對中國人民施以殘暴的壓迫與‘肆無忌憚’地經濟掠奪進行着慘酷的種族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秦王破陣樂》的誕生及其歷史語境

《秦王破陣樂》是秦王李世民擊敗劉武周後河東地區流行起來的民間俗曲,後在太宗主導下,改編、制詞,並編配舞蹈,於元日朝會正式隆重演奏。前人的研究多集中於樂舞史的範疇,梳理其形式與流變。本文圍繞樂舞的誕生,考察制作者的意圖和期待,揭示其誕生的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秦王破陣樂》曲風鏗勁有力,配舞高度寫實,具有鮮明的戰陣特色,既非儒家傳統雅樂風格,也非中古宮廷樂舞慣例,顯然,脱胎於初唐特定的政治文化,具有相應的政治功能。《秦王破陣樂》與貞觀朝的意識形態建設高度一致,通過對暴力與征伐的演繹和闡釋,形成一套撥亂反正、抵達正義的敍事邏1,宣揚貞觀政權的合法性。只有結合政治史的脈絡,纔能理解此中的複雜性。     

書籍的政治史——以《晉公卿禮秩故事》、《晉百官表注》爲中心

本文以傅暢《晉公卿禮秩故事》與荀綽《晉百官表注》爲線索,觀察兩晉之際書籍與政治的交叉互動。傅暢、荀綽是被吸收進石趙政權的中原高門,他們撰寫《故事》、《表注》的目的是爲石趙政權的制度建設提供指導。石趙崩潰,引發了自北而南的人、物流動,兩書與其他一些文物典章進入建康朝廷,成爲東晉中後期制度與文化發展的助力。既爲"故事",又爲"史實",兩書展現了制度書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永嘉之後的書籍聚散,以及背後的社會、文化變遷,應被置於更宏大的政治進程中繼續審視。     

元代逃奴問題與國家權力

元代逃奴案件反映了元代社會的諸多特色,其中"軍驅"的逃亡與元代軍事制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在追捕逃奴的問題上,軍人通常能繞開地方政府,而普通使長則要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默許軍人追捕逃奴時有使用武力的方便,這是出於國家自身的需要。儘管朝廷也爲了使長的利益而制定逃奴問題的對策,但國家權力的支配遠遠淩駕於主奴關係之上。     

東漢地方神祠的信仰形態——重讀六通元氏碑刻

保存至今的六通元氏縣東漢碑刻,是三公山神祠、封龍山神祠、無極山神祠、白石神君祠等山神祠廟之碑(其中一通位於總祭性質的西門外神壇)。這些碑刻由地方官府主持建立,記述的也主要是神祠與官府的交涉。但實際上,這些山神祠更爲日常性的信仰圖景,用於廟巫和周邊地域民衆的祭祀祈禱活動。官府只是在特定場合下介入,一方面是祈雨禳災需要和長吏的德政追求,一方面可以藉此凝聚官府與民衆的關係。官府祭祀提升和强化了神祠的信仰權威性。民衆祭祀分爲個人和集體性兩種,後者包括血緣性家族和超越血緣的地域性羣體兩種結合方式,與早期道教組織和佛教邑義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禮從時變：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與正統塑造

唐玄宗通過遷毁中宗廟室,以睿宗直承高宗,强調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以昭成皇后祔廟、肅明皇后别立廟,抬高生母地位,弱化非嫡長身分,宣示其即位的正當性;在北巡太原時凸顯高祖創業受命的功績和李唐天命所歸的正統地位,在南郊親祀和東封泰山中以恢復高祖獨配等形式取代武后主導的諸多禮儀,進而消除武周政權的政治影響。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調整聚焦在伯考與皇考、嫡母與生母、武周與李唐三組對應關係上,體現了玄宗在統治初期爲詮釋自身正統性所做的努力。     

晚清民國時期蒙陝邊界帶“賠教地”研究

晚清民國時期蒙陝邊界帶的"賠教地"問題,始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鄂托克旗爲償付聖母聖心會(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賠款而劃出"賠教地",终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陝甘寧邊區政府將該區域收歸國有,前後歷經近半個世紀。在此期間,聖母聖心會招納民衆,興修八里河水利,從事農牧業生産,改善區域自然條件,形成畸形發展的區域經濟社會。同时,由於聖母聖心會傳教士的强勢介入,打破了蒙陝邊界帶原有的地方政府、蒙旗貴族、地方士紳和基層蒙漢民衆的四元社會結構,導致區域内社會權力結構進行重組,各階層在地方事務的話語權伴隨着土地權屬的更迭、政治局勢的变革而發生改變。     

五代財政中樞管理體制演變考論

在唐後期經五代到北宋初期財政中樞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雖然唐末曾出現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個别事例,後梁曾設置建昌宫使、國計使、租庸使分擔了一部分財政中樞的職權,但總體上看,唐末、後梁實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後唐纔正式改行一人專判三司制,但專判人選來源有多途,其職銜稱號有多種;任命財政最高長官時,"判三司"與充"三司使"是兩種不同的正式職銜,輪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爲"判三司"之後也可被稱爲"三司使"。後唐的一人專判財政三司制顯示出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爲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繼承。與此同時,專判者的權力逐步增强,地位明顯提高。     

隋唐五代沿海港口與近海航路(下)

<正>三、隋唐五代時期南方沿海港口考隋唐五代時期,南方沿海(長江口以南海岸)的重要港口,主要有明州、福州、泉州、廣州,前人對此已有較多研究,然相關研究亦多著意於這些港口城市的發展及其在海外交通、對外貿易領域之地位與作用,而對於港口的具體位置及其與治所城市間的關係,則甚少注意;不僅如此,除上述四個重要港口外,此一時期南方沿海地區還存在衆多的港口,研究者尚未給予充分關注,其具體位置與使用情形更未能詳悉。或正因爲此故,也受到史料     

再論唐代的使職和職事官——李建墓碑墓誌的啓示

本文認爲:在唐代,舉凡沒有官品的實職官位,都是使職,如史館史官、知制誥等。由於沒有官品,使職常以"他官充某職"的方式來委任。使職的特徵,主要有三:(一)使職與掌權者之間有一種信任,有一定的"私"關係;(二)使職的權力和享有的好處,遠多於類似職位的職事官,以致職事官以爲使職"侵奪"了職事官原本的權益;(三)使職常不載於正規的政典和職官志,乃正常現象。本文還認爲:使職遠遠早於正規的職事官制,在人類最簡單的"遊羣"(band)組織階段就已形成,乃人類最本能的發明之一。到了帝制時代,當掌權者發覺正規職事官無效率時,重新委派使職來替代職事官,以致在唐後半期,使職取代了超過一半以上的職事官。這是一種"革新",是推動唐代官制演化的一大動力。     

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通報

從省博物館籌備處關於‘協助長汀文化館整理革命文物中發現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說明了本省過去在徵集革命文物的工作上有很大的成績,但由於部分地區的文教部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