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象徵與信仰競争:劉宋、北魏對峙時期之嵩嶽

<正>如所周知,南北朝時代是佛教中國化及本土道教發展演變之重要時期,作爲重要政治、社會勢力的佛道二教爲争奪發展空間、擴大自身影響,曾有着錯綜複雜和長期的競争,而其盛衰消長之關鍵,則在於能否得到以帝王爲代表的皇權政治之支持,無論佛教徒還是道教徒對此認識都相當清醒(1);另一方面,皇權也積極争取和利用佛道勢力的支持——無論改朝换代、維護和鞏固自身統治抑或南北政權相争中,往往可見佛道徒活躍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東晉末、劉宋時期道教與政權關係問題——以孫恩起事和五斗米道改革爲中心

<正>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主要是宗教組織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宗教組織作爲一種社會勢力,與國家政權既存在利益的統一也存在矛盾。因此,歷史上二者處於相互利用和對立鬥争的關係。宗教借助政權的扶植而發展,但當二者關係複雜化,甚至走向激烈衝突,宗教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反之,宗教如果在鬥争中失敗,就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被鎮壓滅亡,要麽進行改革,以圖重新獲得政權的     

中古社會變遷中吴興沈氏的族性轉换

沈氏家族自兩漢之際遷居吴興武康以來,始則在西晉末年成長爲吴姓豪族,繼而于劉宋中葉上升爲軍功士族,終乃在齊末梁初嬗變爲文化士族。吴興沈氏的士族化,不僅起步較晚,而且主要通過黨附皇權而得實現。梁末以還,受門風轉向的負面影響,沈氏族勢日漸衰退;隋唐之後,更因爲離散宗族政策的實施和選舉制度的變易,吴興沈氏喪失了鄉里根基的依托,與其他中古士族一樣,最終消融于官僚帝國的組織框架和文化構造之中。     

漢晉紹封制度論考

紹封是指由絶封者的子孫或親族成員承襲原爵主爵位的一種繼承方式。東漢侯爵的紹封制度具有兩個顯著特點:紹封降等與紹封選擇。王朝實行紹封繼絶的動機不像其宣稱的"章德"、"顯功"那麽簡單,主要原因與朝廷希望獲得外戚、功臣等勢力集團的支持以增强統治基礎有關。紹封制度在兩漢魏晉時期的發展大致可以曹魏中期爲界分爲前後兩段,前半段朝廷對"無子國除"之制執行得較爲嚴格,尤以東漢爲最;後半期重嫡之制明顯鬆動,支庶襲爵獲得極大推行,紹封繼絶也就變得極其有限了。王朝在不同時期采用不同的襲封政策和中央與封君或説皇權與貴族士大夫集團的力量對比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兩晉南北朝“皇太弟”考略

<正>如所周知,自周代確立嫡長世及制以來,中國古代皇(王)位傳承以父死子繼爲合乎制度的、主要的模式,一般預建爲儲副、待先皇駕崩後繼承帝位者,從制度上而言應是皇帝之"嫡長子"即所謂"皇太子";儘管在現實政治中因爲種種複雜原因,繼位者未必爲嫡長子(有時甚至未必爲子),然而父死子繼的合法性,無論在帝國的政治、儒家的理論還是在社會的輿論、民衆的觀念中,都得到普遍的承認。但是,歷史總有例外。作爲皇儲的名號,除普遍性的屬於父死子繼範疇的"皇太     

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諸邦並立,秦自稱由"邦"轉變爲"天下"。在這一歷史發展及理念變革的影響下,秦對有關"邦"職官、名號的變更不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實際上還反映了相應的制度變革。其中最突出的是邦尉的更名。秦統一之際邦尉更名爲太尉,並將邦尉執掌中縣道軍事的職能劃出歸於新成立的中尉;郡邦尉原本爲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内的吏員,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制變革中更名爲郡尉,成爲郡級三府之一。秦對郡縣道及中縣道區域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在領域範圍擴大、官僚機構擴充、行政層級增加的形勢下采取的整齊化舉措,也是君主集權推動下的産物。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論“亡高者黑衣”

東魏西魏時期,道士因道教在東西發展境遇之不同,而以東魏尚黄、西魏尚黑之差異造作黄黑之讖,附會東西兵爭勝負,多以黑勝黄爲言。及北齊天保六年文宣滅道,道教與佛教、道教與高氏之矛盾驟然升級,黄黑之讖也由此演變成黑衣之讖。"亡高者黑衣"之讖興起,矛頭直指高氏與佛徒,並波及北齊政治,北齊衰亡與之不無關係;黑衣之讖爲北周所利用,以爲己瑞,北周由弱而强與之有關。北周本重道教,又因黑衣之讖而猜忌僧徒,建德三年武帝滅佛,黑衣之讖排佛之目的實現,建德六年周武平齊,黑衣之讖亡高之目的實現。     

孝道與悖逆之間: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

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武仙與金末蒙初華北形勢

金末名將武仙,其行迹幾乎與金蒙戰爭相始終,並參與了金亡之前十年華北多數重要戰事,可以視之爲當時金軍的核心人物之一,與戰爭之成敗及形勢之走向有直接關係。本文擬以武仙爲切入點,藉以審視金亡前十年(1224—1234)金蒙宋諸方的戰略實施、軍事形勢。期間,各政權在華北的發展前景,曾出現難以預測的波動,這更是本文欲揭示的重點内容。     

北宋皇位繼承的地理術數“觀察”與“預言”

本文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結合實地調查,認爲北宋山陵選址的術數方法並非單純的五音姓利之術,還包括了地形選擇等方法。而由此引起的山陵疑案,則是宋初皇位繼承中"燭影斧聲"的注腳,它表明太祖、太宗兩系的競爭一直是北宋皇位繼承中湧動的暗流。同時,北宋山陵的空間佈局,以宣祖、太祖的永安陵、永昌陵爲一組,太宗永熙陵以後諸陵爲一組。無論從術數還是皇權的角度看,太宗永熙陵纔是中心。此外,地理術數既是解決北宋皇帝後嗣不足煩惱的神秘力量,也是借此掩蓋皇室醜聞的最佳藉口。它既用來解決國家禮儀問題,同時也是皇位繼承與朝政鬥爭的重要資源,權術與法術融爲一體。     

六朝時期三吴地域非門閥士族人士的政治出路——商人、門生、恩倖之關係

本文考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內的寒人階層的政治出路。認爲該地域內的寒人往往先通過經商積累財富,然後付高額的學費,成爲有勢力的士人的門生,之後依照朝廷慣例由士人推薦入仕。其中部分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因緣時會,成爲恩倖,執掌大權。南朝的恩倖大部分出自三吴地域。六朝時期三吴地域的寒人們利用自身的財富,爲自己鋪就了一條政治出路。     

漢晉銘刻與荆南家族

本文考釋漢晉時期荆南地區的碑刻史料七種。這一批碑石的性質主要是"德政碑"與墓碑,銘文敍說當地家族的姓氏來源、官宦履歷與政績德行等方面,內容豐富。在碑刻相關問題考釋的基础上,以碑石置立地點所見當地家族鮮明的空間分佈格局爲線索,剖析荆南家族孕育、成長的組織方式與權力來源,勾勒當地家族在多方政治勢力進出下的地方實態。     

莊一夔《福幼遂生編》的刊刻、流播及其對醫學的貢獻

<正>歷代流傳的兒科經典醫籍凝聚着古人在兒科領域的理論見解和臨床經驗,對中醫兒科的傳承和發展起着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莊一夔的《福幼遂生編》,是清代兒科温補派的經典之作,主要論述小兒慢驚及小兒痘症的治療。莊氏生於乾隆八年(1743),卒於道光七年(1827)。字在田,號讓齋,江蘇武進人。任湖北荆門州吏。精於醫,於外科及兒科尤有所長。著醫書《遂生編》、《福幼編》各一卷,詩文集《班斧集》一卷。莊一夔所著醫書,雖卷帙無多,其論痘症與慢驚治法,用語精當,醫方可補歷代兒科之不逮,至今仍爲中醫兒科所重視。但迄今爲止,專門論及莊一夔及     

清末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

清末修律中關於"無夫姦"的思想論爭頗爲激烈,引起朝廷、督撫、資政院以及報刊傳媒的廣泛關注。論辯雙方甚至人身攻擊,並各引外援,組織政黨,可謂清末思想變遷史上的難得案例。不過既存研究往往囿於傳統"禮法之爭"的論述框架,過於强調西方法理和中國禮教競爭的一面,忽視中與西、新與舊等因素其實可以並存於同人同事。論辯雙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資源。時人積極參與討論,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關注時政和國家的未來。其中的收回法權問題始終制約着論辯雙方的思路,禮教的地位因爲可能影響到國權而受到質疑,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無引發之功。     

《左傳》中時間系統的表達

<正>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知世界、交流信息的基本框架,也是語言系統需要表達的重要内容。人類對於空間的感知和分割更多體現在人類語言中的各種名物及其關係,對於時間的認知更多體現在語言中表述各種存在物的動作行爲、狀態屬性及變化的謂詞和句子。無論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還是無數個體的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事件存在或發生的方式都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日常交際中的一個句子陳述一個事件,事件的主要内容即是某個存在物的動作行爲或狀態屬性及其變化,這些内容都體現爲時間維度上的一個過程,因此時     

晚清洋務争論者的共同意義世界——以甲午前的鐵路之争爲例

甲午前中國人對引進鐡路與否的争論,常被研究者視爲中與西乃至先進與落後的對立。但由於此時西方尚未被樹立爲全面典範,洋務的倡導者和反對者其實能大致分享一個共通的意義世界,這恰是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視的。本文通過考察鐵路資敵、擾民、失業所關係到我主彼客的軍事形勢、道本器末的認知框架、國家應否積極作爲的角色認知三個議題,指出争論者的觀點差别更應被看作在共同的意義世界和思想時空中做出的不同選擇。     

安知同穴者——從傅永故事看北朝女性的合葬與權力

北魏傅永喪葬故事是一個“箭垛式”的事件,充斥着種種尖鋭的衝突和糾紛,是觀察北朝妻妾關係、喪葬制度乃至政治文化的重要線索。以胡太后爲代表的國家權力,最終否定傅永葬於洛陽邙山的遺願。時人和史家對此顯然持批評態度。誰與男性家長合葬,無疑是困擾北朝一夫兩妻或多妻家族的難題。北朝並無禮法規定前妻爲尊,後妻地位有時更高。合葬方式也是北朝喪葬制度與實踐的組成部分,同時體現出華夷觀念的分野。華夏高門延續漢代大族的合葬方式,以同穴異棺或同穴異室爲主,而胡人或胡化漢人的合葬墓,有時采取同棺合葬或石床合葬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