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輪王“化謂四天下”與武周時期的天樞、九鼎製造

<正>一、引言:《大雲經神皇授記義疏》、《寶雨經》與武周皇帝的形象塑造在《明堂建設與武周的皇帝像——從"聖母神皇"到"轉輪王"》一文中(1),筆者曾指出,作爲政治景觀的"明堂",在武則天政治生涯有着特殊的意義。從皇后到天后,再到聖母神皇、聖神皇帝、金輪聖神皇帝、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册金輪     

説《老子》中的“無爲”和“爲”——兼論老子的社會、政治思想

《老子》書中的"爲"有一種專指老子所反對的不合"道"的行爲的特殊用法,這種"爲"與以"聖人"爲行爲主體的合"道"的"爲"義正相對。對《老子》中的"聖人"而言,"無爲"之義已由"天道無爲"説的"不見其爲之之迹"變爲"没有不合‘道’的行爲"了。根據《老子》用韻之文等線索,《老子》書中專指老子所反對的行爲的"爲"和"無爲"之"爲"原來應該是讀去聲的。從老子主張聖人應"爲"之事來看,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主要是消極、落後的。     

“雨”小考(下)

<正>""與"愆"是功能完全一致的一對異體字。"愆"除有罪過、過失義外,還有"違背"義,""與之同。《文選》卷二三王粲《贈士孫文始》"率由嘉則"下李善注:"又曰:‘不不忘,率由舊章。’"不,即不違背。《後漢紀·孝獻皇帝一》:"故遂濫,無有防限。"濫,《漢語大詞典》釋爲"差少過錯與放縱妄爲",""仍從"罪過"義生發。其實不然,此處""有超過之義,濫即超限僞濫。     

孔子與天命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     

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

东都洛阳的明堂建造,是武则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备的政治号召力,来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是武则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     

從經録到僧傳:《高僧傳》之編纂成書及學術背景考察

以慧皎《高僧傳》編撰的材料來源爲考察的立足點,由此不斷上溯,尋繹《高僧傳》在體例上的源自和精神上的指向,可以清理出一條"道安—僧祐—寶唱—慧皎"的演變線索。這條線索的意義在於能夠揭示《高僧傳》書寫範式成立的關鍵消息:經録是僧傳得以孕育成型的"母胎",從經録到僧傳,是佛教經籍背後著譯者角色,亦即人的地位,日漸凸顯的過程;《高僧傳》書寫範式的成立正是佛教內部從經典到人、從古到今學術嬗變的必然結果。     

武則天與薛懷義輩分考(上)

<正>《大唐新語》卷二載:"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舊唐書》本傳謂紹以"季父"稱之,《新唐書·則天皇后傳》則徑謂"紹父事之"。據《舊傳》:"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宫言……因得召見。……(則天)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婿薛紹合族。"按,薛懷義入宫後即度爲僧,武氏     

通義的形成——《白虎通義》的話語機制

回顧東漢"五經通義"類文獻中的代表性文獻《白虎通義》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反思思想史與文獻學兩方面的研究方法,《白虎通義》的研究應回到清人研究基礎之上,進而從話語分析的角度研究經學"通義"的問題與方法。《白虎通義》文本的歷史語境和"通義"形成的話語機制可以歸納爲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漢代經學内部求同存異的話語制度;其次是禮制結構下的話語場域;最後是宇宙論框架下的數術知識構成的話語權威。     

西漢末年的“皇天上帝泰一”

<正>《漢書·郊祀志》載王莽於平帝元始五年(5)定立"元始儀",確立南郊郊祀制度。"元始儀"祭天、地於長安南北郊,並據《周禮》"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之語,於長安四郊分立五畤。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郊祀志下》載王莽上疏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墬。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漢書》卷二五下,     

合尊法寶譯事續考——以三種元代所譯漢藏佛教文獻的研究爲中心

南宋國滅,遜帝趙?儲先受封瀛國公,後剃度出家成爲合尊法寶(Lha btsun chos kyi rin chen),一生斷梗流萍,四海飄零,從臨安到大都,輾轉上都與朵思麻,再至吐蕃薩思迦,皇袍與袈裟的雙重身分帶來多少寄人籬下以求苟安的淒涼與無奈。他的傳奇經歷引得後世文人浮想聯翩,杜撰出種種離奇身世,使趙?儲的歷史形象變得愈加撲朔迷離。本文即在前人的基礎上,從佛教史的角度,通過對他的譯作漢文《出有壞聖母智慧到彼岸心經》、藏文《業報因果經》和筆者新近發現的漢譯《吉祥喜樂金剛自受主戒儀》及其相關史料的考證,對合尊法寶從事佛教譯經的史實展開進一步的討論,由此也揭示出合尊法寶最爲允當的宗教身分——作爲膽巴國師的弟子修持和傳承薩思迦密法,特别是道果三續道秘法要門的付法譯師和金剛上師。     

論唐康文通墓的“僭越”

2002年在西安發掘的康文通墓,葬於神功元年(697)。墓主康文通作爲處士,卻采用雙室磚墓,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文武官俑等高等級墓葬的喪葬元素。在系統梳理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基礎上,結合隋末唐初渭北地區的政治動向,推定出土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的墓主多是李唐宗室外戚、唐初建國元從及其後裔,以及武周至玄宗時期的墓主。康文通家族作爲地方豪族,可能在義寧初歸附李唐。正是在"首膺義旗"、"地方勢力"、"武周時期"多重因素的角力中,呈現出隨葬描金彩繪三彩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且以雙室磚墓下葬的面貌,可以説康文通墓是李唐武周百年政治的縮影。     

從“韓、李”並稱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發展的趨勢——兼論王通在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的原因

晚唐至北宋中期的古文評論開始將韓愈、李翱並稱,這代表了"道統"觀念成爲古文發展鏈條中不可忽視的一股思潮。其中"道"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即從强調總體社會政治的人文教化而日益轉向於個人道德的修養成聖。到了北宋中期,這一轉變促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中提出了嶄新的士人精神,確立了心憂天下的道德理想,發展了士人個體人格中的道德性理價值,呼籲優秀士人積極入世,並以此延伸到政治時局中的具體問題,使得自晚唐五代以來"韓、李"並稱所蘊含的人文教化之道落實於士人的主體人格之上,實現了古文儒道思想的螺旋式上升。與此同時,王通能夠上升爲儒學道統譜系中的重要人物,是與"韓、李"並稱代表的古文道統成爲當時儒學思想的重要背景密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韓、李"並稱無疑是當時古文發展乃至儒學文化趨向的重要標誌。     

釋《南史·宋本紀》之“禾絹閉眼諾”

《南史·宋本紀》記述南朝劉宋明帝時流行有謡諺云"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至遲從趙宋時起,人們對"禾絹"的語義,即已不甚明了,普遍將其用作中性的人主代稱,或是用以代指聖明君主;清代則有人老實承認此語"甚爲費解"。本文認爲,"禾絹"之"絹"應是假借爲"■",而"■"字的本義則是指麥莖,引申爲泛指各類禾稼的莖杆。在"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這一謡諺當中,本是用"禾■"來貶斥宋明帝像隨風摇曳的禾稼莖杆一樣,聽憑胡母顥的擺佈。後世將其用作中性或是褒義的詞語,並不符合其本義。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關於李希霍芬“絲綢之路”命名的辨析

目前學界普遍使用的"絲綢之路"概念是所謂引自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第454頁:"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爲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實際上,李希霍芬的書中不僅没有這樣的表述,而且"絲綢之路"一詞也是他偶然、無意之間提及的。目前學術界普遍引用的這一定義是赫爾曼的概括。     

《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

"母以子貴"最早見於《春秋公羊傳》,其所含義旨與同傳"子以母貴"截然異趣,故而歷代經學家對其意藴、真僞,聚訟不已。檢視儒經,可知其説並非向壁虚造;若以《春秋》三傳、三《禮》等經傳注參酌互證,以梳理其内在邏輯,則可發現,諸家所執一端,皆與其所謹守儒經原則息息相關,尤其與親親、尊尊、賢賢各有側重頗有關聯。《公羊傳》的處理方式將其置於一個動態的禮儀框架中,在經權之變的原則下,對妾母與嫡母都作了妥帖的安置,從而兼顧了親親、尊尊、賢賢的並存格局,具有因革損益的意藴。     

走馬樓吴簡“朱表割米自首案”整理與研究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柒]》包含近六十枚與朱表盜割官米自首案件相關的竹簡,本文從揭剥位置示意圖、簡文内容、簡的形制等方面對該案進行了初步復原整理與研究,並將之與"許迪割米案"進行對比,認爲該案比"許迪割米案"案情更複雜、牽涉面更廣、影響更惡劣。從特定的時空環境出發,探討吴簡自首簡在自首制度研究上的價值與意義,重新審視孫吴中書典校事吕壹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由清華簡三篇論《逸周書》在後世的改動

清華簡《皇門》、《祭公之顧命》和《命訓》的內容與《逸周書》同名三篇大體相符。通過簡本和今本之間的對勘,可以發現古人整理古文字寫本《逸周書》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脫字與衍文等問題。本文參考清人以來總結的古書疑義條例,於語言文字層面討論《逸周書》在後世整理時出現的文字誤釋、誤讀和語法的誤解;於文獻層面討論衍文和脫文。根據文字誤釋的可能時代,推測今本最早整理於西漢。以字詞誤讀爲線索,釋讀《尚書·盤庚》一則。     

慶曆新義關涉古文盛衰的内在邏輯

慶曆時代是唐宋轉型的真正分界點。準確把握慶曆儒學"新義"的整體内涵,全面梳理慶曆"新義"延展流變的複雜軌迹,是關涉北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論題。慶曆學人在"棄傳從經"的義理闡釋、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以及强化儒道實踐精神等各方面多有建樹,形成了内涵豐富的儒學"新義",並由此促成了北宋古文創作的初步繁榮。嘉祐以後,以"新義"的延展爲契機,在多元探索中不斷超越,成爲關、洛、蜀、閩、新等"宋學"流派漸告成熟的關鍵。與此同時,"新義"内涵的傳承與流變,也極大拓展了北宋古文創作的精神和藝術内涵。雖然"儒者之學"頗以"趨道"自負,但從經學探索與古文創作互動關聯的角度看,所謂"文章之學"與"訓詁之學"諸名公,更能憑藉其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閑雅力作,彰顯"文與道俱"的自信與輝煌。     

宋代御藥院機構與職能考論

御藥院是宋代最重要的内廷機構之一。本文將其長官勾當御藥院與御藥院機構分别討論。勾當御藥院雖是職位,實已部分階官化。作爲高層宦官序列之一級,其與皇帝最爲親近,可隨時受其差遣。御藥院作爲機構是官僚系統的一部分,是有核心職能與權責邊界的。本文從醫藥、禮物和殿試三個方面進行分析。御藥院本身不設醫官,只組織醫方的搜集、按驗和保存;采購藥材、和劑藥品并侍奉禁中;君主有疾則挾醫官入視。御藥院爲君主排辦賜予臣僚或者外交禮物,展現皇帝"個人"的恩禮與眷渥。御藥院又組織在崇政殿舉行的殿試。總的來説,御藥院的職能是局限、零碎且互不關聯的,但共同點則是幫助君主在日常的行政流程中扮演好"皇帝個人"的角色。反過來看,宋代日常政治中對"皇帝個人"角色有了更多制度性要求,是皇權發展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