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口墓墓主身份与长、微地望考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墓主问题自墓葬发掘以来就备受关注。目前学界的观点可分为“氏名国名说”和“亲属称谓说”两大体系,争论的焦点在于“长”“微”二字的混淆以及不同材料话语体系之间的地域不匹配性。通过重新审视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的相关原始材料,可以认为长子口之“长”应为氏名或国名,对应甲骨文中的?。而传世文献中“长子”之“长”有可能是“微/徵”的讹误,对应甲骨文中的?。     

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

“长子”是商王室重要成员,在殷墟甲骨文中两见。鹿邑“长子口”大墓同安阳花园庄54号墓有着紧密的关系。鹿邑大墓铜器铭文中的“长”字,与甲骨文和54号墓铜器上的字形相同,它们应是同一个家族,即商代“长”族的遗存而不是宋国的始封君微子启的墓葬。长和微两字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字中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殷周(己其)方非箕子辩

一 1989年9月15日《中国文物报》第三版载有黄锂同志《公太史鼎与长子狗鼎》一文,读后觉得启发很大。我又重读了《江汉考古》关于黄陂县鲁台山M30的报告,此墓共出铜器19件,7件有铭。其中一件圆鼎铭“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另一件残卣圈足内底铭“□□□作父乙尊彝”,前三字拓本不清,疑以为“长子狗”的残泐。如是,则长子狗铜器当有两件(?)。长子狗是作器人名,原报告以“狗”为“长子”名可取。子,是否爵名,尚无直接证据。长为国名大体可以肯定。周初金文有两爵一尊均铭“长唯壶” (《善礼》7、62;《三代》8、18、19;《美录》A404、R259),穆王时有“长鬼作宝尊簋”,还有一件“长汤匜”(《三代》17、28、 3)。战国时侯马盟石有“(?)徒自质君所”,这些器物铭中的“长”字为族氏国名大可无疑。 但“长子”联名在甲骨文中都有,甲骨文:“其又长子,惟龟至,王受佑”(《后》上、     

再谈滕州前掌大墓地的性质

本文以陶器（尊）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相关陶器的年代等问题,补充论证了前掌大墓地是西周早期殷遗墓地的观点;并通过对文字史料的分析,认为“任”姓“薛”氏与“史”氏存在密切关系,“薛”氏很可能是“史”氏的分族。西周早期的“薛侯”可能是生活在殷墟的“史”族（或其一支）,随着商灭而被复封于“薛”,因此前掌大墓地不宜被称为“史”国封国墓地。     

试说周代金文人名称谓中的“长”、“旁”及其宗法内涵

周代金文所见由"族氏名+长"或"族氏名+旁"构成的人名形式,其中的"长"和"旁"大概都是表示贵族身份的特定称谓,具有相应的继统意义和宗法内涵。"族氏名+长"不仅可以指家族内部具有家族长或宗子身份的贵族个体,在有关人称转化为氏名的情况下,"长"亦可视作大宗的代名词。至于以"族氏名+旁"为称者,应是指家族内部无继统权力的支子,其内涵相当于文献中的"侧室"或"余子",同"别子"具有相近的宗法意义。     

金文日名统计与商代晚期商人日名制

1985年时查阅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发行,1983年11月初版),顺便将金文中出现的日名(即所为作器者庙号)分别所属族氏作了一下记录。现从所登记的族氏名号中选择了较为常见的32个,将其带有“父某”、“祖某”、“母某”,“妣某”形式的日名作一下统计(见附表一)。此32个族氏中,有的彼此间可能有宗氏、分族的关系,如(?)与(?)。这些铭文所属器物时代,未及一一查对,从已知器形者与铭文内容和字体看,多数属于殷墟时期,少数属于西周早期。这些族氏是否皆属商人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

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 ,有学者以“戈组复合氏名”为例 ,论证其是表示一个族的分支。本文也以戈组复合氏名为例 ,对此说提出了商榷意见 ,指出复合氏名可能代表着族氏之间的联合 ,同时也肯定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包拯长孙包永年夫人墓出土厌胜银钱

1973年 4月中旬 ,安徽省博物馆在合肥市东郊大兴集黄泥坎包拯家族墓地发掘二号墓 (Ｍ2 )时 ,发现一枚银质厌胜钱 (如图 )。厌胜钱出于棺底北端偏东 ,其旁并有水晶珠 9颗。此墓还出土铜钱 1 2 5枚 ,是家族墓中出土钱币最多的一座。墓地内出土钱币的墓葬有包拯长子包及长媳崔氏合葬墓、次子包绶及次媳文氏合葬墓、长孙包永年墓及永年夫人墓等四座 ,共出土唐宋钱币 2 82枚。包拯于北宋嘉七年 (1 0 6 2 )病逝开封 ,卒年六十四岁 ,次年葬于合肥县公城乡公城里包氏家族墓地。据包永年墓志 ,永年为包拯长孙 ,卒年 51岁 ,葬于徽宗宣和二年 (1 1 …     

“长狄”解

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中提到的“长狄”,长期以来 ,被误认为是一支具有特异体形的狄人种族。通过对《左传》用语的仔细分析 ,我们发现 ,“长狄”仅是《左传》作者对狄人中一二身体长大的具体人员的称呼 ,而非指整支狄人部落 ;而《国语》则截取了《左氏》“长狄”这一名号 ,断章取义地与《山海经》诸书所谓“大人”的说法牵连在一起 ,其说是不可信的。《左传》中几位长狄属于赤狄下属的瞒部族 ,本居于今山西太行山西麓 ,与所谓“防风氏”、“大人之国”均无关系。“长狄”与赤狄、白狄亦不能相提并论。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铺帐·铺房·铺床--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一

<全唐诗>里,收有不少有关婚姻风俗的篇章,其中有元和进士、皇太子僚属陆畅以<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为题的两首.诗云: 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

任何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殊的社会背景 ,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和局限性。所以 ,把产生于特殊社会背景之下的理论运用于其他社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研究“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和“后殖民主义”等概念运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功能 ,强调运用理论时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具体经验。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蛋茶"

以茶待客是中国普遍的风俗。在江苏南部农村中,待客的“茶”却不是用茶叶,而是鸡蛋、红枣等;主要是鸡蛋,称作“蛋茶”。主人烧茶、来客吃茶部有一定的俗规,以下介绍丹阳县农村的风俗。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

本文认为"夜不收"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而"捉生"则是后金(清)崛起后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捉生"的有效实施,体现了军事侦察活动在从明到清转折时期的决定性胜利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