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作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发展的系统研究——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发展研究》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发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由中央民族大学金炳镐教授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研究》是一本较为全面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发展的研究专著。全书共三卷,110多万字。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我国民族自治区(内蒙、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以及多民族省份云南的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过程和理论发展过程。回顾了党的民族工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斗争策略、成败经验,分析和总结了由工作实践引发的理论发展。三卷本中,“内蒙、宁夏”为第一卷,“新疆、西藏”为第二卷,“广西、云南”为第三卷。这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省份,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也是党的民族工作发展比较完整的地区,同时,也是现在和将来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研究》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为研究阶段,回顾、论述了上述自治区、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建国初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新世纪阶段党的民族工作。从地域上看,本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和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省份;从时间跨度上看,有几乎一个世纪。《研究》一书,力图把握中国共产党...     

武汉“民建”风雨历程的见证──《武汉民讯》50年回眸

《武汉民讯》是民建武汉市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该刊自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创刊以来,至今已经有５０年的历史了。它作为民建机关对外联系与交流的阵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积极配合了武汉民建的各项工作,担负起了它所应具有的历史责任,是武汉民建５０年风雨历程的见证。目前,《武汉民讯》设有“参政议政”、“调查研究”、“社情民意”、“工作交流：“会员风采”、“历史回眸”等十多个栏目,一方面反映了民建武汉市委员会组织的重大活动和工作情况,另一方面反映了民建会员在参政议政：调查研究工作中的成果及其热心会务、爱岗敬…     

平定的铁矿采挖与冶炼、铸造

远在战国时期,平定就有了开采铁矿和冶铁铸造的历史,据周人所著《山海经》记载:“白马之山,其阴有铁.”据考证,“白马”这个地方,就是平定北部和盂县东南部一带的山脉.司马迁所著《史记·货殖列传》一章中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三卿分晋时期,平定地属赵国,赵人卓氏以铁治富,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平定便以采矿冶铁发家致富.到宋代,平定冶铁已有明确的记载.《晋乘搜略》载:“庆历二年命河东铸大铁钱,太原境内、五台、平定皆有铁冶.”明成化十二年(1476)抄本《山西通志·     

议“京”之初义非神农宗庙

2007年3月去看望好友甘肃省博物馆的祝中熹先生时,他送给了我几本《陇右文博》。在翻阅中有幸读到了于祖培先生《‘京’字初义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影迹——宁县庙咀坪遗址浅释》一文,很受启发。于先生从文字的初义去研究历史文化不失为一种有创意之方法。我相信依此法再参照文献及考古材料定会解破一些历史文化之谜。不过于氏在该文中所表述的“由是则知庙咀坪古名叫‘京”’。“现在‘京＇‘姜’二字音、形的破解。表明我国在神农时期已有了成型的复杂文字”,“京是宗庙”,“《说文解字》‘人所为绝高丘也’依稀反映了‘京’原为宗庙神舍这类人工建筑的历史痕迹”观点等。鄙人不敢苟同。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诗·关雎》与古代抢婚制

公元前六世纪编辑成书的中国诗歌典籍,被后世尊称为《诗经》是当之无愧的。它不仅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时代这段漫长历史中的社会生活、人情世态和文化成就,而且还保存了一些更早时期的社会历史资料,为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但是后世许多注释家、讲解家,按着他们当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需要,在讲解、注释上,造成了《诗》的混乱。作为“三百篇”之冠的《关雎》,就是如此。汉代儒学家卫宏写的“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宋朝理学家朱熹在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论陶行知提倡“新武训精神”的积极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国际教育界、思想界也享有卓越的声誉。到一九八四年为止,全世界已有二十二个国家组成了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亦将在中国召开陶行知研究学术讨论会。但是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文艺报》等先后发表了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及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对陶行知所提倡“伪武训精神”提出批评后,在一个长的时期里,人们对陶行知的研究遂告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胡乔木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发表了公正的评论,他说:“当时这场     

概说方志发展史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仅从周朝算起,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关于方志起源有多种说法:一是源于史。方志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据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周天子的外史官所掌管的国别史。古代学者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二是源于地理书。“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春秋战国时期,记载全国地理情况的名著《山海经》,被认为具有原始“地志”性质,《禹贡》被称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三是源于古地图。有人认为,原始社会…     

清末贵州中学教育考略

学校,我国自古有之,只是不同历史时期其称谓不同而已。早在唐虞时代,我国已出现施教机构。夏已有学校的传说。《孟子》说:“夏有校”,“夏有庠、有序”。商代的学校主要     

评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

20世纪 80年代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本着“有用于世”的原则 ,开创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并培养了一批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生力军 ,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到目前为止 ,已有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等 2 0多部     

《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十二五”规划》印发

2011年6月1日,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十二五”规划》。《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十二五”规划》对“十一五”时期河南省史志工作作了回顾,规定了“十二五”时期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同时制定了“十二五”时期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措施。     

年鉴要为现实服务

年鉴是“舶来品”,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年鉴热”。1979年10月,党中央批准出版《中国百科年鉴》,此后,全国各地、各专业、各行业出版的年鉴不断增多,形成了年鉴出版的热潮。截至2008年,我国出版的年鉴共有近3000种,为各级领导机关提供了许多可供资政、存史、教化的资料。2006年《地方志工作条例》将编辑年鉴纳入地方志工作中,     

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

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朱英《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发表的韩国学者金希教先生的论文《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以下简称金文），颇具新意，是近年来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一项值得重视的新...     

吴城类型文化新探

吴城遗址文化性质的研究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持“中原文化论”和“土著文化论”者,均可谓言之有物.80年代,江西境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并对万年商遗址作了复查,一批新的资料说明,这里还有另一支土著商文化.我们将这两支不同性质的商文化,暂时划为“吴城类型”和“万年类型”.《殷商文化区域研究》一书还提出:“我们认为从江西鄱阳湖地区殷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入手,可将它们分为三个不同地方的类型,即神墩类型、吴城类型和万年——角山类型,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它们同商文化接触也有多有少,因此,在三个类型中,商文化因素和地方性的文化因素不同”.对江西这段无文字记载的历史,确应多方探讨.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吴     

略评《栖霞区志》“概述”

几读《栖霞区志》 (以下简称《栖志》)“概述”,感受颇深,对栖霞区情有了一个总体的认识,对“概述”之特点,也有一点粗浅之见。现略举几点。 力透纸背的手笔 栖霞地域,已有7000余年历史。栖霞区是南京市的一个区位优越、山川壮美的历史文化名区和快速     

"闽变"时蒋介石坐镇浦城建瓯指挥时间考

1933年发生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民国史上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近年来,国内（大陆）史学界对于“闽变”的探讨研究,已有不少进展,发表了若干论和回忆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研究蒋介石生平和民国史的论中,在提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大多指出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由江西南昌前往闽北重地建瓯坐镇指挥这一重要史实。而对于蒋介石在此之前,也曾坐镇闽北的另一重镇浦城指挥军事的重要事实,有的是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只字未提。前如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李勇等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均写道：“（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飞抵蒲[浦]城,指挥讨闽军事”。     

共和国初创辉煌的七年

从１９４９年开国奠基到１９５６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世纪历史的最好时期之一。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纵观共和国前七年的历史,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其间虽然也有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可谓“仰之…     

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从何时开始

全省一些市县正在编写地方当代史 ,《黑河简史》、《牡丹江简史》、《肇东简史》等已经出版。在地方当代史的编写以及档案、地方党史编研中涉及到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从何时开始。许多地方当代史和一些党史书籍中都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之始确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1 977年。依据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1 976年 1 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挽救了革命 ,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 ,邓小平、江泽民以…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动向述评

20 0 1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扶桑社出版 ) ,因遭到日本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批判和抵制而被“零选用”。然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远未就此结束。最近一段时期 ,“编纂会”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