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以《灵宝五篇真文》与《道德经》的关系为中心

目前中外道教学界对古灵宝经有两种分类法.本文通过对古灵宝经中《灵宝赤书五篇真文》与《道德经》关系的考证,证明了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符合古灵宝经的本来面目.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     

类书与科举的互动交融——以敦煌写本《语对》为中心

敦煌写本类书《语对》是一部类语体类书,其骈体对句的行文体裁满足了科举考试中诗赋创作的对偶需求,精于事典的文本内容多来自正史、《文选》等科考教材,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利于意象的累积与文章的快速生成,这都使得《语对》不再只具有蒙学意义和文学属性,更是科举考试中的利器。《语对》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考察的知识之间有着高度统一,《语对》中既收录有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有考生在科举考试答卷时可用的典故,起到了对知识的承载和传播作用。《语对》与《策府》同为举业用书,两书所共有的知识是撰者们为迎合科举考试所辑录的先贤治国、齐家、修身的典故,随着这些举业用书的流传和使用,选官所需的廉政爱民、孝悌仁爱、勤学修身等品质也就逐渐成了士子的价值取向,从而潜移默化的实现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     

宋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与观念——以《晋文公复国图》中“怀赢”形象为例

南宋<晋文公复国图>中"怀赢奉匜"的情节出现了画面与文词的疏离,从线条、衣纹、人物造型及组合来看,上图应结合了<列女图>中第五、第六段的因素,体现了高宗对"怀赢"烈女身份的认同和欣赏.这与宋高宗对女性的态度及韦太后、孟太后、刘婉容、吴皇后等人在其生命中的地位关系密切.     

“词文”文体性质榷论——以敦煌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为中心

“词文”作为一种“已失传的文体”,不见于传世文献,亦难以确切安顿于既有的文体谱系之中——其分别被归入了变文、话本、俗赋或七言叙事诗。作为一种俗文学文体,词文属于讲唱文学一系的成员,是中古时期配合表演艺术的产物。词文透过表演或仪式性质的不同而与变文、话本、俗赋分疆划界,又通过节律的差异与一般的七言叙事诗形成区别。在题材内容上,词文的叙事需求超过了抒情;在形式上,词文的篇制、节律、韵律、声律、语言等方面皆形成了鲜明特征。词文是一种处于演变初期、尚未成熟的俗文学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被鼓词等讲唱文学文体不同程度地吸收或转化。但词文一体业已衍化出了别是一家的文体特质,这在敦煌文献中唯一出现“词文”题名的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康熙末年的“面谕”与第三次立储计划——以《本朝题驳公案》新见史料为中心

《本朝题驳公案》是康熙末年根据邸报编辑的坊刻本书籍,其中收录了康熙五十六、五十七年之际的长篇“面谕”,以及与康熙朝第三次立储计划相关的上谕、题本等罕见史料。该书与《实录》《起居注》中的相关记载有着微妙的差别,提示《实录》《起居注》中的记载可能经过雍正朝的篡改。从该书的记载看来,康熙帝于五十六、五十七年之际一度重病不起,并长期不能理政,因而在五十六年底发布了长篇“面谕”,预备当做遗诏,并有第三次立储计划,且立储人选很可能仍是胤礽,但因康熙帝对胤礽及其周围小集团的不满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