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翰林院画待诏任用制度考述

唐代翰林院画待诏是皇室不可或缺的一类使职,通常以加领虚衔的方式寓俸禄和秩品位。在玄宗始创翰林院初期,画待诏的任用一度较为混乱,到中唐,通过改革确立了集贤画直到翰林待诏的升迁方式,画待诏由此成为宫廷画家的最高职位,从而显示出层级化和序列化的官制特征。唐朝以后,历代宫廷御用画家的任用制度虽然各有特色,但无不因承唐制。     

唐代的郭登信仰考述

中国历史上厕神的性别、角色和神职是随时代演变的。延至唐代,郭登成为厕神之一,见于唐人钱方义、李赤之等人的故事之中,并因此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时期,厕神信仰的流行与精神疾病之间关联甚密,反映出人们对厕所污秽之地的一种心理禁忌。唐代以降,郭登信仰得以延续,至明代又经日用文书的记载和推广,逐渐渗透到民间入厕的信仰和禁忌当中。     

敦煌唐代妇女服装款式考述

本文考察了敦煌唐代妇女的服装,并结合唐代服制对妇女服装的类型演变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唐代妇女服装总的趋势是因文化交流而形成的服饰变化,蕴涵于因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妇女服装款式的变化之中。唐人胡服的风气在玄宗时达到极盛,在妇女中蔚然成风,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美学效果,由此亦反映了敦煌唐朝妇女追求个性解放的心理要求。     

唐代高丽泉氏墓志史事考述

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共收录高丽泉氏墓志四种: (一)泉男生墓志,全称《大唐故特进行右卫大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仗内供奉上柱国卞国公赠并州大都督泉君墓志铭并序》,调露元年,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王德真撰,朝议大夫行司勳郎中上骑都尉渤海县开国男欧阳通书.     

唐代敦煌文献写本书手考述

敦煌莫高窟之藏,自儒释道写经至塐刻画壁,容观之盛,古今无匹,而俞脉该备,统纪调达,又非孔壁汲冢之残缺.它的真正价值,除了高超绝世的艺术瑰宝外,还在于创造这一伟大宝库的人.敦煌文献的官、私写本的经生、书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之中虽然没有惊人的业绩和作为,但他们当时留下的宝贵遗墨,却为后人开拓了宽阔的研究前景.他们书写的各类经卷,成了中华民族宝库中的弥足珍贵的宝藏,为世人所瞩目.为了不泯灭这些     

唐代量移制度考述

始于唐中期的量移 ,不仅适用于左降官 ,而且也适用于流人 ,但因左降官与流人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不同 ,所以虽同为量移 ,其途径、程序、最终结果仍有明显的区别。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唐代的量移作了考察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就唐代量移制度的产生、发展、完善进行论述 ,试图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唐代中期以后政治与社会的复杂状况。     

汉初王国制度考述

西汉初年 ,在郡国并行的制度框架下 ,皇帝与诸侯王“共治天下”。汉朝法律只在汉朝直辖地区普遍适用 ,对王国事务的干预限于诸侯王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 ,普通吏民的谋反等重罪 ,后妃、宫禁、二千石以上职官等重要制度。除此之外 ,各王国另有自己的法律 ,用来管理本国的其他事务和制裁本国吏民的其他犯罪行为。王国法律中有些部分由汉朝统一制定 ,有些部分由各国自行制定 ,具体内容与汉法有同有异。在司法环节上 ,王国的独立性更为明显。由于诸侯王有权“自置吏” ,王国官吏皆“从王治” ,案件审理程序基本上脱离汉朝而自成系统。由于王国官吏多由本国士人充任 ,当地文化和习俗对诸侯王产生影响 ,使王国政治普遍表现出从俗倾向。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文化上的战国局面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允许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从俗而治 ,有助于缓解东西文化冲突 ,为汉朝避开亡秦覆辙起了一定作用。     

出土唐人墓志所涉唐代交通地理考述

出土唐人墓志对唐代交通地理研究的意义而言,一是通过志主馆驿任职信息,可从个案角度反映唐代驿道交通繁荣的实际状况;二是披露了一些史籍失载的馆驿地名,这些地名结合文献考证多能坐实,可补史之阙载;三是一些志主亲身经历了漕运新道的开拓,也从出土石刻文献角度披露了盛唐、中唐时期国都长安面临的漕运紧张及其曾经的解决途经;四是墓志所见相关资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晚唐馆驿制度实际运作及其变迁;同时也披露了中晚唐馆驿管理的废坏与驿道交通的安全问题;五是新出土唐人墓志提供了一批有关唐代海上交通的珍贵资料,有助于加深对唐朝海交史具体情景的认识。     

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

王国职官包括王国政务官与诸王事务官 ,本文重点讨论后者 ,力求厘清其职掌、人选及任职条件 ,同时结合相关制度与历史社会背景探讨其演变、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指出诸王事务官主要负责诸王教育、安全、国秩出入及内勤事务 ,或侍从诸王左右、谋议谏诤、充当幕僚 ,人选比较严格 ,地位和声望都很不错 ,其对西晋政治的影响在各个时期程度不同 ,西晋末期王国官干政对政治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宋代发运使制度考述

发运使始设于唐代,至宋代,成为财计系统中最重要的使职之一。目前对宋代转运使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对发运使的研究仍很不够。宋代发运使的演变过程、职责,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待於深入探讨。本拟对宋代发运使的有关问题作一系统考察。     

辽代刑法制度考述

有关辽代刑法制度的研究,近年开始受到学界注意,并有文章问世。但有些观点还需进一步商榷①。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辽刑法制度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但是由于其坚持“辽朝是中国史系列之外的国家”“因此可以说辽与中国王朝的法和制度完全是不同的”②,而把辽代法律制度完...     

唐代过所制度略述

唐代过所制度略述张艳云过所是古代通过关津所用的文书,如同近代的通行证,在汉代也叫传,故郑玄为《周礼·地官·司关》＂几所达货贿者,则以节传出之＂一句作注说：＂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所谓过所文书,即出入关门的证明该人年岁和携带物件多少的文书,因而其疏云;...     

唐代长流制度研究

流刑在唐代为正式五刑之一,唐律中对流放期限、流放里程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典中并无长流处罚,但史籍中有许多被处长流的记载。长流之人多犯重罪,比如谋逆、贪污等。这些人被无期流放至远恶之地,以示重惩。除非有皇帝特赦,才可量移或是放还,否则在流放地附籍为百姓。终唐之世,玄宗时期的长流例最多,这大概是适应刑制发展的需要。玄宗试图废除死刑,长流既要决杖又要被无期流放,实则代替了死刑。     

唐代权衡制度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最强盛的王朝。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使得农村经济空前活跃,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是度量衡器具必然被广泛应用的社会条件。然而,无论文献记载或出土文物都没有给我们留下翔实的资料,因此研究唐代度量衡制度还存在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唐代的衡制作初步的探讨。     

论唐代死刑适用制度

死刑制度作为人类法律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刑罚的同时,也是最为严酷的,它是对人生命的一种剥夺。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发展的最高峰,死刑制度不论是在适用范围还是适用的程序上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完整的制度结构。在保证法律威慑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加看重刑罚在进行时的文明性。本文通过对唐代死刑制度的罪名和适用对象以及影响死刑制度的适用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死刑适用制度的相关程序,希望为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有所借鉴。     

唐代请田制度初探

一、唐代前期的请田制度从历史渊源上探究,“请田”并非始自唐朝,南宋人叶适说: 王翦(秦将)为大将,请美田宅甚众,又请善田者,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官未尝有授田之法,而权贵之人亦可以以势取之。可见早在“未尝有授田之法”的秦时便已有“请田”。当时是官吏将相享有的特权。后至南北朝时期,北齐政府规定:“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表明此时一般百姓也具有了请田的资格。但在实行中“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     

唐代中央官制制度浅说

中国古代官制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昌盛的时期,其中央官制制度基本沿袭隋制,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根据历史上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制度发展的经验,汲取精华,之后衍生出具有决策、审议、执行、监察等功能的机构,共同组成唐代中央官制体系。唐代中央官制制度组织完备,分工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