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点校商榷

王观国《学林》对经史诸书的笺释注疏排比异同,考证得失,颇多胜解,有较高学术价值。笔者经析其文意,查对经史原文,发现中华书局本之点校谬谬误百出。本文对其中尤明显之错误提出数条,并加辨正。     

汪高鑫著《中国经史关系史》评介

<正>经史之学作为传统学术中的两大显学,一直以来因缘颇深,"经中有史、史中有经"的现象贯穿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始终。汪高鑫教授致力于经史关系的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2017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经史关系史》,是一部系统研究经史关系的厚重之作。该书系统考察了20世纪前中国两千多年经史之学的流变与时代特点,是海内外研究中国经史关系的首部通史著作。全书上下贯通,着眼于经史关系的时代性流变,视角独特,语言简练,新见迭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述评

经史关系是解读传统史学意蕴的重要切人点,然而以往学界对于经史关系的研究,个案研究居多,缺乏对整个中国传统经史关系作出历时性的系统考察,更缺乏从史学思想角度论及经学对史学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令人欣喜的是,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已于201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这是一部系统研究经史关系的厚重之作。     

七巧之戏

七巧之戏源出唐代的《燕几图》。大约唐代晚期,一群文人用七张形制不一的桌几,通过不断变换座次和方位,增添饮趣,并且"燕锈之馀,以展经史,陈古玩"。     

中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新探索——读汪高鑫教授《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经史之学作为传统学术中的两大显学和姊妹学科,二者因缘颇深。六经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是后世经史之学的共同源头,其本身就具有亦经亦史的特点。至两汉,经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学也随着司马迁撰《史记》而成就了"一家之言",并在学术实践中实现了经史分离。但由于两汉史学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在当时,包括《史记》、《汉书》在内的史著仍被认为是经的     

中国史学的个性——刘家和先生史学思想发微

刘家和先生出入经史,在中西史学比较的视野下提出,中国经史之学的根本特征体现于与欧洲古代不同之历史理性取向,中国史学具有独特而持续的通史精神,并曾推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中国史学求真致用之说蕴意深远。这些看法相互关联,将相关思考引入哲学与比较文化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史学根本特征及中西史学异同昭然若揭。先生融会经史、通贯古今、纵横中西,其学术气象及一系列学术主张,足以对今日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构成诸多启发。     

顾炎武论治乱兴衰

顾炎武论治乱兴衰周文玖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论史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历史总结意识。其中关于历史盛衰的思考,是他进行历史总结的核心内容。黄汝成评论说：＂其言经史之微言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对联添笔改笔拾趣

宋朝苏轼年少时,天资聪颖,他广泛阅读诗书,博通经史,又长于作文,因而受到人们的赞赏,自矜之情亦随之而萌。一日,于门前手书一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尽”与“遍”对,活画出苏轼当时的自傲之心。没料到,事过几天之后,一鹤发童颜之老者专程来苏宅向苏轼“求教”,他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苏轼满不在乎,接过一看,心中顿时发怔,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心高气傲的苏轼亦不免为之汗颜,只好连连向老者道不是,老者含笑飘然而去。     

晚清贵州状元夏同龢留日史事考述

夏同龢是19世纪中国最后一名文状元,更是中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状元。夏同龢及其他拥有科举功名的传统士绅负笈游学,在晚清新政展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不仅折射出中国传统士绅教育的转型———传统士绅开始正视外来挑战并积极学习近代西学;同时亦反映出这些研习经史辞章的传统文化精英,已开始向掌握近代法政之学及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过渡。     

薛应旂的史学思想

薛应是明代重要的史家,撰有大量史著,同时他又是重要的理学家,是南中王学的健者。薛氏理学特点是出入于朱、陆之间,在师承上属王学中的“工夫派”,这些都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在经史关系上,从王学的立场出发,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认为“经史一也”;受王学“工夫派”和朱学观点影响,强调躬身与经世结合,于史学则在肯定史学的借鉴意义,努力探讨历史过程的同时,又强调史学“所以维持人心之不坏”的作用。     

王晋卿先生传略

一、家世、经历、事功及以民为本之经世思想. 清末民初,河北有经史文学大师,士林皆称王晋卿先生.先生名树楠,字晋卿,又号陶庐.     

中晚唐史学精神与史论体咏史诗

中晚唐文人完成了由盛唐纯粹文辞之士到知识型、学者型学士的转换,文史兼擅并融的主体丈化特征使史学精神对史论体咏史诗产生影响成为可能。具体而言,传统史鉴致用精神在中晚唐形成风气。受此精神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多以垂鉴致用为目的,以君主为主要讽谏对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性。《春秋》学派中的疑经新变、委曲发明的史学精神使士子在涉足经史内容时,往往对传统的经史之义进行大胆怀疑,对史实进行细致辨析,倡扬新说,促成了翻案体的产生。适应思想重建的要求,中晚唐史学开启义理之途,提倡以史治心,转变入史观念。这使史论体咏史诗多注意阐发史实背后的道德义理,具有儒学道德化、义理化的特点;从心性角度思考问题;导致了赞扬奇节义士、高隐大德诗风的盛行。     

《欧斋石墨题跋》序

金石之学,乾嘉以来弥盛。石之存佚,字之完损,察入毫厘,价腾金玉,此鉴藏家也,以翁覃溪为巨擘。博搜曲证,贯穿经史,论世知人,明如龟鉴,此考据家也,以钱竹汀为宗师。至于收集编订,广罗前人考     

唐山博物馆藏史梦兰行书手卷

史梦兰是晚清京东硕儒,集经史、文学、方志、小学等成就于一身。唐山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史梦兰行书手卷,内容节选自宋代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一之《参赋》,其书写时间、内容及书法,对研究史梦兰生平和乐亭地方史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洛阳伽蓝记》三题

通过追述洛阳寺庙的兴废 ,凸显佞佛之风的危害 ,以期东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是杨之撰述《洛阳伽蓝记》的旨趣所在。《洛阳伽蓝记》之所以采用文注分列的编纂体例 ,更有可能受启发于当时经史书籍的类似措置。明末清初以降 ,该书主要得益于传统学术的转型 ,而日益受到学界的推崇。     

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

钱谦益史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色之一是援“经”入“史”,即以经学为辅助手段,通过经史之辨以求史,此实为清代史家治史之一重要方法,钱氏实开此学术风气之先驱。特色之二是对于“时学”加以批判。钱氏对“时学”之批判,乃与当时国运联系起来,实欲以学术救治社会。钱氏史学贡献甚大,治史莫可偏废。     

《四库全书》的坎坷命运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始编撰于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1772年)。清初,空言义理的宋学衰落,汉学代之而起,博览群书、考订经史、辑佚书籍之风大盛,从而出现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性总结的要求。《四库全书》的纂修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而乾隆年间呈现出的“盛世”景象,又为大规模文化建设创造了     

《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总结期,清乾嘉道时期诸儒对经史、小学的缜密考辨和编纂,孕育出《皇清经解》、《史籍考》、《小学考》等颇具宏观性的集大成巨作。与《皇清经解》、《小学考》流传至今而大显于世的命运不同,《史籍考》则因遭兵火之厄而消失于天壤间,隐而不彰。然而,毕沅、谢启昆、潘锡恩之主持经营,章学诚、胡虔、许瀚诸人之汲汲编纂,无不彰显出学人及地方大吏对史学的关注和倡导。因此,梳理和考辨《史籍考》的编纂经过,以及其取向、构架和成就,于深入考察乾嘉道时期的史学趋向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