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的确带有神秘色彩。     

中山舰事件三题

汪精卫何以隐匿、出走中山舰事件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汪精卫先是因病“请假”,悄然隐匿,继而秘密出走,经香港转赴法国,其原因,颇有值得考究之处。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当天,曾经给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写过一封信,说了一些对汪精卫不满的话,朱培德将这封信交给汪精卫看了。过了几天,汪精卫     

“和平运动”中的陶希圣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陶希圣在"和平运动"初期是一个不可或缺之人。由于陶希圣的存在,形成了这样两个链条:一条是周佛海等"低调"者通过陶希圣、胡适,将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劝其和谈,陶、胡由陈布雷引见给蒋介石;另一条"低调俱乐部"通过陶希圣与汪精卫交换意见;2.陶希圣参与筹建艺文研究会,从事"和平"理论的宣传;3.追随"和平运动"领袖汪精卫离开重庆之后,陶希圣虽然认为"主和无罪",但反对另立政府,并不断规劝汪精卫,成为"和平运动"中的少数派而被孤立;4.从陶希圣萌发去意到逃离"和平运动","高陶事件"的意义。展现1937年7月到1940年1月初,作为"和平运动"理论的提出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的陶希圣参与与退出"和平运动"的过程。     

汪精卫女儿女婿:军统刺杀父亲为何失手

<正>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在对日方略上与蒋介石意见不一,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     

出走少年,敢问路在何方?

"我要离家出走。"正在广州某初中读书的小健和好友愤然说到。由于不满父母的高压教育,小健一直想出走,去寻求自由生活。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处置

蒋介石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处置,贯穿于汪逃离重庆潜入越南河内、在南京建立伪政府的全过程。在汪出走河内阶段,关于蒋的处置,在一些问题上尚值得商榷。在汪筹建伪政权过程中,蒋实施的处置,彻底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汪从此失去了曾被寄予的号召力和权威性。这期间,蒋还接应日本的和谈,使日本的蒋汪共组政权的计划落空。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分分合合——人民政协成立之初组成单位的重大变化回顾(二)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一批坚定佶奉中山先生思想、追随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左派逐渐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独立开展政治活动。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联名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国民党上层领导已完全违背而且背叛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革命民众的希望。     

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

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叶岗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离重庆飞昆明,翌日由云南赴越南河内,跨出了他卖国求和的关键一步。对汪氏这一举动,时人和后人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疑窦丛生,各执一词,对汪氏出走原因,看法上就有较大分歧。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一点辨析...     

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陈克文日记》对汪精卫形象的记录

多年出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是汪精卫的下属,也是坚定的改组派成员之一,汪精卫对他有提携推举之恩,他也一直将汪精卫视为领袖和导师。然而,1938年12月汪精卫突然出走,并发出向日本求和的"艳电",甚至进而组织伪政府,彻底投靠日本人,成为民族罪人。陈克文作为汪的亲信,对汪此举感到非常吃惊,更是无法理解,然而内心中仍有一种惋惜或是痛心的旧情;直到汪精卫最终降日的行径暴露无遗,他才对汪彻底绝望,将其行为斥之"无耻勾当","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早已沦为"日本人的工具",并断言汪之结局"非根本失败,身败名裂不止"。新近出版的《陈克文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汪精卫如何从敬仰、崇拜,到不理解、彷徨,进而为其行为感到痛苦、惋惜,但最终还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与汪彻底决裂的过程。     

浅析抗战期间汪精卫的叛国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走上叛国降日之歧途,是特定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必然,本文将从以下方面浅析这种必然性的原因,首先,汪精卫在个人性格影响下产生的民族失败主义情绪是内因;再次,周佛海、陈璧君等的影响,与蒋介石权利之争,日本的"诱降政策"等条件是外因。汪精卫叛国降日正是以上几个方面合力的结果。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也谈汪精卫为何从重庆出走——与叶岗同志商榷

也谈汪精卫为何从重庆出走——与叶岗同志商榷王士花看到叶岗同志所写《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①一文题目时,我很欣喜,一下子产生了一读为快的愿望,因为我一直对汪伪问题很感兴趣。但细读全文,不觉怅然。我不仅没从文中找到新的资料,相反,却发现作者所论,有与...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原大战──历时7月余、动兵100万的空前大混战

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通电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公开向蒋介石宣战。阎、冯并于５月４日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蒋各军沿津浦、陇海、平汉、粤汉诸线进击徐州、武汉。蒋介石亲往徐州、武汉坐镇部署。双方交战以后,蒋军在陇海、津浦线上连连受挫。８月,阎、冯联络汪精卫改组派,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但晋军与西北军之间不能协同作战,被蒋军各个击破。８月１５日,蒋军占领济南后,战局逆转。９月１８日,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以调停为名,出兵平津。晋军与西北军兵败如山倒,…     

汪伪的军权在谁手中

汪精卫政权在军事体制上,完全照搬蒋介石那一套,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自兼委员长,周佛海和陈公博为副委员长;但汪精卫的委员长和蒋介石的委员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周佛海是一个文人,却醉心于执掌兵符。他虽然没有学过兵法战阵,自有独特的将兵之法,即依靠手中的财政大权,建立和收买自己的军队。因此,汪伪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周佛海手里。 陈公博在１９４０年之初,从香港到上海参加汪精卫政府时,便想掌握兵权,他曾对周佛海说：“我别的职务随汪先生支配,但我讨一个政治训练部长来干。”陈公博的目的是以政治统治军…     

蒋介石早期的军政生涯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16年,他主要在陈其美手下从事军事活动,主要活动地点在上海;第二阶段:从1917年开始,他主要在许崇智手下活动,主要活动地点在广东;第三阶段:从北伐开始到1932年,蒋介石掌握了军权,但并不稳固,为争夺军事领导权,展开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第四阶段:从1932年开始,蒋介石同汪精卫连手,新军阀混战基本结束,建立了蒋介石比较稳固的军事独裁统治。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蒋介石阴谋暗害宋庆龄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30年代初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一心剿杀共产党的作法非常不满,她以自己的声望发起各种活动,对蒋予以抵制,以至引起蒋对她的仇恨。沈醉先生的《蒋介石阴谋暗害宋庆龄》一文是写自己如何秉承蒋介石和戴笠的指示,对宋具体实施暗杀计划的。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