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虎子造型装饰艺术

<正>虎是一种盛器,因其形如虎而得名,至于用途,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解释,主要有两说,如东汉郑玄曾谓:"亵器、清器,虎子之属。"也就是说,虎子这种器物,既可作便溺之用的亵器,又可作盥洗之用的清水器。现代考古资料表明,此说似有一定道理。虎子起源于东周时期,青铜制作,初成虎形,至汉代已有陶瓷虎子且比较子     

虎卣新论

虎卣即著名的青铜虎食人卣。器表是一组龙、凤、虎相斗的纹饰,人是御龙的珥蛇践蛇神,神人面对虎表现的是戏虎、弄虎。虎卣的装饰象征狩猎、治兵、敬奉山川。     

也谈“虎子”与“马子”

通过对文献考证,结合出土虎子器形分析,认为汉魏南北朝墓葬中常见的“虎子”,与唐以后文献中常见的“马子”,当属两种不同器物。“虎子”为男用小便器,而“马子”则为女用溺器。并明确提出,“虎子”在唐代并未因避李虎讳改称“马子”,而是改称“兽子”。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述略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为西垂作为具体城邑及其方位的判断提供了有力依据。而陵园本身的发现及其所出土文物,也进一步说明了嬴秦崛起于陇山以西。秦公陵园的发掘主要分为大堡子山城址、大型建筑基址、祭祀遗迹三部分,所出器物以金器和青铜礼器为大宗,也有车马器和兵器,其中鸷鸟形金饰片、青铜鼎及铭文、青铜簋及铭文、青铜镈及铭文、附镈三虎等都更加表明了秦都东移后仍有公族率部留守故都,保持着宗庙陵畤祭统。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古蜀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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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

一两汉至隋唐墓中,常见一种有提梁的伏虎形器和一种有提梁的圆体形器,考古报告通称之为“虎子”,认为是男性用的溺器。对后一种“虎子”的定性,大家无异议,但对前一种“虎子”,则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伏虎形器常与饮食器同出,应是水器、酒器或食器、茶具;也有人认为“虎子”因器形不同,用途亦异,有提梁的伏虎形器是水器或酒器,有提梁的圆体形器才是溺器。50年代时,文物考古刊物上曾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辩论,然因此物难登“大雅之堂”,又不合时宜,几篇文章过后便沉寂下去了。70年代以来,伏虎形器     

商代青铜神秘纹样——“人虎母题”新论

<正>在中国古代美术中,经常可以见到人虎母题的装饰风格。商周时期,我们看到的人虎符号具有比较丰富浓厚的宗教气息。其中最著名的两件虎食人卣(图一)和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就表现出了某种人虎紧密相依的神秘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虎母题便成为商周青铜     

虎钮錞于用途初探

虎钮錞于用初探邓辉于,是青铜文化中带有区域色彩的民族文化精品。器形庄严,铸技精湛,时代跨越了春秋战国至汉代时期。从东向南沿长江流域而上传播与发展有其自己的轮廓。然而,有关于的用途,古史文献中记载十分有限,仅《周礼·地官·鼓人》中云：于是一种古代乐器,...     

巴蜀铜兵器上虎纹与巴族

在巴蜀文化青铜器中,虎纹是最常见的纹饰之一。有虎形(或虎斑)纹饰的巴蜀铜器在全川几乎都有发现,而且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远非其它纹饰种类所能比。除了在戈上铸独立的虎纹外,在剑、矛、钺等器物上,虎纹也居于很显著的位置。据统计,仅巴蜀文化青铜兵器上,虎纹就有三十种,多施于戈援本部、矛(骨交)部、剑身基部,一般为侧面形,有图案装饰性,只刻一耳或两足,有的拖尾张口,有的扬尾张口,尾尖成钩状,有的身有虎斑纹。在川东、鄂西和湘西还发现一种乐器——虎钮(钅享)于。这些铸有虎纹的器物多属于春秋后期至战国晚期、秦代。     

三星堆神禖文化探秘

以“三星堆文化”命名的距今3000年前的早蜀文化,因其异型人、鸟、兽、鱼的独特发现和其神秘的艺术魅力,引起世人的震惊,被誉为比世界闻名的秦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座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的权杖、面罩、金鱼、金璋、金树叶及虎形饰、圆形饰;青铜制的方座大型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俑、纵目人面具、兽面具、大型青铜树、爬龙柱型器、虎型器、凤鸟、蛇形饰,以及大批象牙、玉器和海贝等文化遗物,独具特色,举世罕见,在四川多为首次发现。这些遗物由于许多从未经见,或从未著录,加上古蜀历史文献的神奇和茫昧,因而…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环带纹方座簋

上海博物馆藏有环带方纹方座簋一器,重十二公斤二百十克,连盖高三十四、五厘米.此器腹内有虎形铭刻,口、足均饰窃曲纹,腹部饰环带纹,双耳是预先铸成而后安上的,作兽头形,下垂珥.器连方座,座亦饰环带纹,通体青翠如玉,是西周后期青铜工艺中的佳作,可惜缺盖.1959年夏,得悉有两盖流出苏州市,上海博物馆即去信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讯问,承该会以共产主义协作的     

大余县出土西晋龙首凤尾青铜鐎斗

1980年3月,江西大余县新城乡观路村的章江河边台地上,出土一件龙首、凤尾、狮膝、虎足青铜鐎斗(见图)。鐎斗完整无损,底部仍保留着烟炱。这样完整的青铜鐎斗在我省是首次出土,现藏县博物馆。     

周口市博物馆收藏一件宋代虎形瓷枕

1978年7月,商水县练集乡朱集村农民杨德义在翻土时,发现了一件宋代虎形瓷枕。这件瓷枕埋藏在用二十四块青砖砌成的方窖里面。瓷枕胎质呈青灰色,坚实细密。枕作虎形,虎作伏卧状,虎尾回收于虎身左侧,两     

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的虎造型及其内在含义

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的虎造型,堪称春秋青铜雕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不仅体现出早期秦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种数量众多、形式特别的铜虎造型系列,包含了早期秦人特殊的思想意识,且具有特定的文化渊源和基础。这些系列铜虎应是秦人崇虎习俗的集中反映,其中"群虎"是早期秦人激励民族精神、凝聚族群意志的一种氏族文化符号,"回首虎"则传达了秦人缅怀祖先、向往东方故地的族群意识。     

从信阳遣策简谈“虎座鸟架鼓”鼓架的定名

信阳楚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鼓架在遣策简中被记作“一灭盟之柜,躔土蝼,厀青黄之划”。“一灭盟之柜”当读作“一灭明之虡”,意为一座灭明凤鸟形的鼓架,此即虎座鸟架鼓鼓架的自名。“躔土蝼,厀青黄之划”是说鼓架中的灭明凤鸟脚踏螭虎,整个鼓架漆有青黄色彩绘。其中的“土蝼”即“地蝼”,在古书中指兼具龙虎二形的螭虎,在简文中指鼓架中双凤所踏伏虎形螭虎底座。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鸟形青铜匜器形来源考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青铜礼器——鸟形青铜匜造型独特,全器呈三足鸟形,整体造型兼顾器物本身"匜"和表现具象的鸟兽形的特征。通过对青铜匜的自名的文字字形和器形演进的考证,认为匜的器形来源于盘、盉;进一步通过文献考证发现,盉与祼礼器"彝"关系密切,亦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鬹",与崇鸟文化相关。从分析匜、盉的自名文字和相关出土资料,分析匜与盉在器形和功用上存在的异同点及其成因,进而明确匜与灌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鸟形青铜匜造型的来源进行梳理,发现鸟形青铜匜在造型、功能、文化内涵上符合灌礼器的特征,与鸟(鸡)彝所代表的祼礼器一脉相承,来源于上古崇鸟习俗和太阳神、风神崇拜,造型上既带有拟形酒器的遗迹,又具有匜的独特造型。     

广南阿科出土的青铜当卢族属探析

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王国-"句町王国"创造了流芳后世的句町青铜文化,现存于云南文山州博物馆的"青铜人面鱼形四鸟纹当卢"便是句町青铜文化的遗物,其器形独特,纹饰精美。从它的器形、纹饰、材料等方面都映射出了古句町王国灿烂的青铜文化,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雅安市博物馆藏西汉御兽青铜人像考

四川省芦山县博物馆1974年征集到一件西汉时期的御兽青铜人像,现藏雅安市博物馆。有学者根据其铜人纵目特征认为其为杜宇氏蜀部族后裔斯榆人为其先祖蚕丛所造之像。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图像资料,可重新判定该造像的御兽铜人为巫觋,所御四兽为翼虎,其主题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常见的“巫师御虎蹻”。通过对比江苏盱眙和湖南永州鹞子岭出土的两件汉代青铜博山炉,基本可以确认该御兽青铜人像原来为青铜博山炉的柄座部分。     

器上乾坤:云南石寨山文化青铜扣饰

<正>中国西南云贵高原滇池及附近地区的石寨山文化(即"滇文化",约公元前七世纪~公元一世纪)墓葬中出土了一类造型精美、形制多样、表现内容丰富且背面都有一矩形齿扣的器物。部分考古学者称其为扣饰,也有学者称为饰牌,因此类器物皆由青铜铸造而成,故被统称为青铜扣饰或青铜饰牌。目前被定名为青铜扣饰或饰牌的器物,器形差异甚大,可划分为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