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     

试论郑国“小霸”

郑国在东西周之际实力雄厚,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桓公、武公到庄公都是周王室的重要依仗。在春秋五霸之前,俨然就是小霸。     

洛阳西周君陵墓位置探析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为西周桓公.但是,关于东周时期的西周四代君王的陵墓在哪里,不但没有历史记载,更少有人对其提及.本文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认为:东周时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于洛阳东周王城内,其陵墓自成一区,即本文所分的西周君陵墓区.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卫宣公烝     

西黄续考

《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的“自郢及我九百里”,为楚所灭的黄国,在弦、蒋二国间,位于今河南潢川以西的淮河南岸。历来认为,《左传》中的其余有关黄的记载,全都是指的这一个黄国。在《春秋时楚灭国新探》一文中,笔者根据《左传》桓公八年“楚子会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以及《左传》     

“暗箭伤人”说的谁

正春秋时,郑庄公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打算讨伐许国(国都在今河南许昌市)。此事记载于《左传·隐公十一年》:那年初夏,郑庄公在宫前检阅军队,发派兵车,做伐许前的准备。老将军颍考叔和贵族出身的青年将军公孙子都,为争夺兵车吵闹了起来。颍考叔是一员勇将,一向不服老,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不肯相让,拔起长戟,飞奔追去,     

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读札

通过对胡家草场《岁纪》部分简文的条析,本文初步讨论了简文涉及的战国后期至汉初的一些重要史事,对秦始皇元年开凿的郑国渠、秦始皇二十九年东游、文帝初汉与南越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对中山国都顾城的历史考察

<正> 中山进入战国,曾建立过两座较为著名的都城,对此,《世本·居篇》有言:“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关于桓公的新都灵寿城,经过本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发掘,现已证实其位于今河北灵寿县西北十公里处,即今平山县三汲乡一带。然而,对于中山武公所居的顾的位置,由于缺乏考古资料及众说纷纭,至今未能取得共识。因撰此文,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清华简《系年》与“西虢东迁”相关问题考论

清华简《系年》中保存了诸多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记载,据简文所载,西周灭亡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这为重新认识两周之际的政局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更对考察"西虢东迁"的确切时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西虢东迁的时间应远早于周平王东迁,虢仲与虢季在西周晚期以来的政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有关吴国国君在位年代问题

春秋后期,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曾赫赫一时,然史籍记载其国君错乱乖误之处颇多,今就在位年代,缕述如下,以供参考.一、余祭和余眛的在位年代.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王余祭(一作“戴吴”、“句余”)自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至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在位17年;吴王余眛(一作“余昧”、“夷末”、“夷眛”)自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至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在位4年,《中国历史纪年》即以此为依据编辑该二国君纪年,其后《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均因袭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部分)于公元前531年条下书作“吴王余祭死,在位17年”,注中说:“《春秋》谓余祭于公元前544年被阍所杀.此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又于公元前     

春秋时期鲁国的水稻种植

<正> 春秋时期水稻在北方黄河流域许多地区都有种植,史念海先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一文中,曾根据《诗经》的记载,列举了今山西西南部、陕西泾水流域和渭水岸边都种有水稻。《左传》隐公元年八月《传》云:“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又庄公二十九年秋《经》亦载:“有蜚。”《传》云“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     

韦轩李公考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史料来源之一为韦轩李公撰《文集序》,而“韦轩李公”究为何人,尚不见有人探究。熊梦祥着《析津志》（已散佚,今有辑佚）及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顺天府志》（残本）,均有“幸轩李盘”的记载。作者以为“韦”与“幸”字形相近,“幸轩”极有可能是“韦轩”之误,“韦轩李公”很可能就是李盘。本文对此作了分析,并对李盘相关史事作了考察。     

清华简《金縢》文句新释

<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所收《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今本《尚书·金縢》大体雷同,学界普遍称之为简本《金縢》。自公布以来,对简本《金縢》文句的校释及研究屡有收获,但个别简文的释读仍有讨论余地。特别是第8—13号简文,由于涉及成王与周公的君臣关系、周公摄政与还政等周初政局重要史事,且与《史记·鲁周公世家》相关表述十分接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它不仅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而且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开启了"政由方伯"的时代。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与芜杂,导致对这一段重要的历史知之甚微。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对两周之际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重新认识这段史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研读《系年》,可以对西周灭亡的原因,周平王东迁的年代以及所谓的"二王并立"等历史事件,得出一些新认识。另外,将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后者对两周之际的史事的记载基本上是言之有据的,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有失实之处,而《系年》正可补正其阙。     

从云梦秦简看秦国的商业政策

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效律》、《关市律》、《工律》、《金布律》等律文,对于货币流通、商品质量和商品价格,对经商人员的管理都有较明确的规定。从这些简文记载中可了解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商业政策及其商业发展情况。     

娘娘寨城址性质问题试探

娘娘寨城址是郑州地区新发现的一座周代城址,种种迹象表明,该城址与郑国东徙其民有很大关系,应为桓公"寄孥"与武公东迁的重要都邑。     

芷兰斋书跋——惠栋批校《国语》二十一卷存卷一至卷三

《国语》又称《春秋外传》,与有《春秋内传》之称的《左传》并列,两书互为表里,互相参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然因八国史事之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     

《诗经·齐风·敝笱》主旨的文本解读

<正>一、历代关于《敞笱》主旨的歧说《敞笱》的主旨,历来分歧较大,有不同说法,比较有说服力的有以下几种:(一)刺文姜说《敞笱》,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作《敞笱》诗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鲁桓夫人,齐人恶鲁桓公为夫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于齐与兄淫乱,为二国之患焉,故刺之。文姜淫乱由鲁桓微弱使然,经三章皆是恶鲁桓以刺文姜也。此诗鲁桓身后所作,故首《序》直言刺文姜也。(二)刺鲁庄公说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王莽登基诏书

<正>西汉末年,汉王朝的统治力量日渐衰弱,外戚王莽在人心思变的背景下应时而起,逐渐掌控朝政,并最终以所谓禅让的方式取代汉祚,建立了新莽王朝。新莽代汉的史事一直受到学术界重视,出土文献特别是简牍中涉及这一方面的新史料更是备受关注~([1])。近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贰)》中有一条涉及王莽登基的简文,对了解王莽代汉立新的史事,对认识《汉书·王莽传》的性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