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

中古墓葬出土的粟特胡商俑,是多元文化的认知符号和标志,作为丝绸之路真实片断的再现,它们也成为探寻隋唐之际国家交往的线索.山西晋东南长治(上党)地区多年来出土的唐代灰陶俑中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鲜明地域特色,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出土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笔者依据其独特性,将之命名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本文首次对山西长治胡商骑驼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进行学术探讨,分析山西从太原到长治、晋城周边地区粟特胡人迁移的踪迹和聚集活动,论证了太行山脉两侧"咽喉"枢纽地胡商频繁往来的原因,指出该地区胡商俑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这在其他区域很少见.对上党出土陶俑原生艺术的探究,将深入了解丝路纽带的延伸,更有着补史、证史、明史的历史价值.     

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

2000年夏秋,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1]的发掘是继司马金龙墓[2]、方山永固陵[3]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胡俑,尤为重要的是一批伎乐杂技俑,人物特征鲜明,衣着新颖华丽,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和东西方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4]、西安北周安伽墓[5]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展现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动,体貌特征鲜明的中亚粟特人风俗画卷,为认识和研究粟特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提供了形象生动的实物资料,通过比较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胡俑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帮助…     

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

<正>2000年夏秋之季,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1)的发掘是继司马金龙墓(2)、方山永固陵(3)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陶俑,尤为重要的是一批胡俑的发现,人物特征鲜明,衣着新颖华丽,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和东西方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14年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M10,出土了3件相同胡俑(4)。近年来,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5)、西安北周安伽墓(6)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展现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动,体貌特征鲜明的中亚粟特人风俗画卷,为认识和研究粟特民族风俗习惯     

唐代胡人袒腹俑形象研究

历年考古发现的唐代胡人袒腹俑,形象粗犷怪异,姿态独特,其艺术造型一直迷惑不解。本文首次指出胡人袒腹俑不是牵马俑或牵驼俑,而是故意挺肚袒腹露胸表演幻术的外来艺人,也是西域胡人标识性的"胡俗"文化符号。胡人袒腹俑与舞蹈奏乐俑、狞猎骑射俑摆放在一起,证明其具有特殊技艺,他们均穿袍服,手势造型独特,实际是幻术中的手彩戏法,眼神、表情配合着千奇百怪的魔术,并且都应是不受场所限制的即席献艺,有着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特征。     

汉晋胡俑发微

一、出土胡俑综述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南方出土了大批汉晋时期的胡俑.这些胡俑有铜质,陶质和瓷质的.汉代胡俑主要出土于广西、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三国西晋胡俑则在浙江、江苏两省出土较多,并以浙江东北部最为密集.现依时代早晚分别加以叙述.     

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中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基本资料及其特点的梳理和分析,就粟特九姓胡人对洞窟营建的贡献和粟特九姓胡人在洞窟中的供养功德观念两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从汉晋胡俑看东南地区胡人、佛教之早期史

在东南地区出土的汉晋文物中,胡俑数量相当多。然史学界对这一重要的现象尚未作过专门的研究。本文以出土资料为依据,结合古文献记载,试就胡人迁入东南地区的原因以及西域胡人与东南地区佛教流行的关系等问题略抒己见。 一、胡俑的出土概况 据掌握的资料看,东南地区的汉代胡俑主要出土于广西、广东、浙江等地。广西贵县风流岭西汉墓出土的一件铜胡俑,“为一络须老者。戴冠,身著长袍,披甲。     

隋唐墓葬出土袒腹胡人俑类型、特征与文化渊源

陕西、甘肃、山西、河北、辽宁、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隋唐墓葬陪葬俑中发现一些穿衣袒胸露腹的胡人俑,按照姿态分为站姿俑和骑姿俑,按照身体暴露程度分为穿衣袒胸露腹型和袒露右臂与腹部型;按照服饰分为胡帽翻领胡服型、翻领胡服露发型、圆领袍服胡帽型或露发或幞头型。他们身份多样,包括伎乐、牵夫、猎手、骑驼(马)侍从等。从文化渊源上看,既有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和墓葬传统,也有希腊罗马因素和佛教影响,反映了北朝至隋唐时期"胡人遥集,夷歌成章"的胡汉交融盛景。     

唐三彩胡俑的时空演变探微

唐三彩是唐代重要的陶瓷手工艺品,作为陪葬品在唐墓中被大量发现。其中,很多三彩人俑都以胡人为形象。从时间上看,这些三彩胡俑最早出现于武周时期,中宗时数量剧增,玄宗时期制作工艺渐臻成熟,安史之乱以后则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从空间上看,三彩胡俑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两京地区发现最多,其他北方地区也有少量分布。南方地区发现的主要是中晚唐时期的三彩胡俑。三彩胡俑时空分布的演变,为认识唐代区域经济文化变迁及域外文化传播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见证与线索。     

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

本文通过对史书中有关安禄山等杂胡记载的考察,论述了唐代活动在北方的原出粟特地区的“杂胡”在文化上所受到的突厥等内亚游牧民族的各种影响,并结合个案指出当时的“杂胡”实际上并不具有统一的族属意识,其成员认同胡人还是突厥往往要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此外文章还揭示了粟特后裔在晚唐五代的进一步“内亚化”,从而动态地分析了入居北方边境地带的粟特人所经历的文化变迁。     

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

陈寅恪先生推测元稹《莺莺传》中的主角崔莺莺原型是与酒家胡有关的中亚粟特种族女子。本文继续其思路补充新证:一、蒲州唐河中府治所官衙“绿莎厅”可能是粟特语“首脑、头子”的译音,证明蒲州曾有粟特胡人聚落存在。二、大历至贞元年间蒲州为李怀光根据地,其部下有大量粟特胡人驻此。三、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造葡萄酒业存在。四、唐初蒲州地区就有酒家胡,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壁酒家胡诗。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从而进一步证实了陈寅恪的推测。     

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考——兼论印度教神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

1985年,陕西临潼县庆山寺地宫出土了一件高浮雕人头胡瓶,造型奇特,腹部有六个高浮雕人头,但是它的产地及其艺术内涵迄今无人解读。据我们检测,这个胡瓶是黄铜(铜锌合金)打造的,当即法藏敦煌文书(P.2596)所谓"鍮石瓶子"。这件胡瓶采用鹤嘴流,器型与粟特胡瓶相同,而腹部高浮雕人头像实乃印度教战神塞健陀像。推测这个胡瓶的产地当在粟特与印度之间的罽宾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庆山寺地宫出土鍮石胡瓶相当重要,为我们探讨印度教神像影响粟特火祆教艺术提供了又一范例。     

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考释

突骑施是7～8世纪盛唐时期活跃在西域的一个西突厥部落民族,与中亚粟特接邻并受其影响。突骑施曾在汗国22年统治时期内模仿唐"开元通宝"铸造正面为粟特文的方孔圆钱[1],作为东西方交汇产物的流通货币屡屡在新疆被发现,但在中原内地发现突骑施文物极少。2011年10月在西安西郊南村发掘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胡人俑、跪拜俑、女侍俑等一批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方《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墓志,其内容对研究西域历史、西     

丝路胡俑外来风

“丝路胡俑外来风—唐代胡俑展”将于7月25日在陕西乾陵博物馆开展,此展集中陈列了陕西1949年以来出土的胡俑精品和近年新出土的珍贵文物,展示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国际文化交流背景下胡人在长安的活动状况,彰显其为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揭示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在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服饰研究

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器物甚为丰富,完整及能修复的器物达到一千多件,不仅弥补了北朝东魏艺术的空白,还为北朝服饰的研究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文献研究法和调查法,针对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服饰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表明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服饰套装主要有四类:第一类头戴风帽或小冠,上着圆领窄袖衫,下着袴褶,有的外罩翻领短褐、套衣或裲裆等,如负箭箙俑、按盾俑、侍卫俑、文吏俑、风帽俑等;第二类头戴笼冠或小冠,上着交领广袖衫,下着长裙,腰束带,如跽坐俑、女官俑等;第三类头戴兜鍪,穿明光甲,裹腿裙,如按盾武士俑;第四类头戴毡帽或浑脱帽,身穿圆领广袖长袍,如胡俑、萨满巫师俑。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陶俑对研究北朝的生活习俗和服饰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东魏乃至北朝服饰的代表之一。     

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

北魏尔朱氏出身契胡,亦即羯胡。羯胡成分十分复杂,尔朱氏是否源出粟特,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本文根据新出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证明尔朱氏原本姓"安",来自西域,确实源出粟特,到达河东尔朱川后,才改姓尔朱。这说明,粟特民族迁居中国,并不一定都以昭武九姓为姓,也有改姓他姓者。虞弘家族情况相同。虞弘出身稽胡,中古音"稽"可读qǐ,与"契"仅一音之转,故稽胡即契胡、羯胡。虞弘为鱼国人,曾以"鱼"为姓。"鱼"为"渔"之古字,中古时期二者原可通用。"鱼国"实为"渔阳国"之省称,中古墓志有将"渔阳"写作"鱼阳"之例。虞氏由粟特来中国,初居渔阳所在的渔水,故以"渔"亦即"鱼"为姓。此后改"鱼"为"虞",则与北魏孝文帝厉行"汉化",少数族纷纷改胡姓为汉姓,并且攀附汉族大姓有关。     

丰都地区东汉吹埙俑研究

吹埙俑是墓葬中俑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手捧于嘴前做吹奏状,是古代丧葬观念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随着近几年丰都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在一些汉墓里出土了制作精美、形象丰富的吹埙俑,其造型均为胡人形象,时代主要在东汉中晚期。文章对收集的胡人吹埙俑进行分析,从其所着服饰来分析胡汉文化的融合、胡人进入三峡地区的路线推测、吹埙俑在墓内扮演的角色反映出的汉代思想。     

敦煌石窟粟特美术研究学术史

敦煌是丝路重镇,不同文明在这里交融交汇,敦煌资料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中西交通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精彩的篇章。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中古时期延续不断的石窟营建中,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及其美术的影响也不曾间断,此现象也是自敦煌学发凡以来,敦煌学、艺术史、图像学、中西交通史研究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因此,作为学术总结,梳理敦煌石窟粟特美术的研究,或可为理解敦煌图像的意义,今天的丝路研究等问题有所启示。     

俑名试说

《考古》和《文物》上曾有一些报告、图录、报导文章,把古代墓葬中出上的动物一类的"明器",称作马俑、牛俑、羊俑、鸡俑、狗俑、猪俑、骆驼俑……或总名之为动物俑或兽类俑。我认为这样的称呼动物类"明器",是不太恰当的,理由是:俑在古代文献     

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但通常都仅是推测他们来自粟特地区或应为粟特人。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这些翟氏人物的名字基本已粟特化,他们通晓粟特语,与粟特人一起从事商贩交易,并广泛与粟特人通婚,甚至信奉祆教。因此,本文认为这些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就是粟特人,源于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