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市博物馆新入藏两方唐代墓志浅释

酒泉市博物馆于2018年新入藏两方唐人墓志,分别是宋文墓志和陈节本及夫人宋氏墓志,两方墓志均为私人捐赠,且二志均为酒泉本地出土。由于现存酒泉本地出土唐人墓志相对较少,故两方墓志对于研究唐代酒泉地区的政治、文化以及志主家族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两方墓志的志主均为唐初下级官僚,对于研究唐代基层政治也颇有价值。     

新见唐代文学家李华墓志考疏

新近发现的李华墓志是唐代重要文学家墓志,志主李华是中唐著名散文家、诗人,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一同出土的还有李华与夫人合葬墓志,将两方墓志与李华父亲李虚己墓志、长兄李万墓志、弟弟李苕墓志对照解读,可以补订李华的生卒年、家族世系和婚姻状况。墓志记载的李华生平事迹、临终场景以及文集编纂情况可与传世典籍相互校证,为研究李华的仕途沉沦、宗教信仰以及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史料。李华墓志撰写者刘迺、合葬志撰写者薛放,都是唐代官僚兼文学家,亦有助于揭示李华交往、姻亲关系之一隅。     

一人两志: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兼论王赟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

有关隋唐时代一人死后有两方墓志之状况,迄今未见学界有专文探讨。初唐将领王文度参与唐朝开疆拓土战争,东征西讨建立功勋。王氏先后于贞观十四年、永徽六年两次请人为死于隋大业十一年的父亲王赟撰写墓志,墓志蕴含王氏祖上、王赟本人、王文度在唐为官诸多信息,弥足珍贵。本稿探讨两方墓志所见王赟祖上事迹之差异,王赟本人在隋朝为官及死于方州,王文度两次请人为其父撰述墓志之经纬,考察隋唐时代一人两志现象产生的成因。     

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评述

1980年9月,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郊区发现两方石志,为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和梁桂阳国太妃墓志铭,这是很重要的发现。1979年12月,在同一地点附近,南京博物院曾发掘出可能是梁建安郡王肖伟夫妇的墓志两方。把这几方墓志与传世的梁永阳王肖敷夫妇墓志相互印证,为研究六朝时期的墓志形制、埋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北朝墓志曾大量出土,见于著录的也很多,但东晋南朝的较少。考其原因,一是由于解放以前东晋南朝墓发掘的很少,再者,则由于当时对刻石禁锢甚严。此外,还由于南京附近丘陵地区的土     

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志校补

赫连山、赫连简墓志2014年出土于山西太原,于《文物》2019年第5期刊布发掘简报[1]。据《简报》介绍,两方墓志皆由志盖、志石扣合而成。赫连山墓志盖顶有3行阳刻篆书"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57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2竖行,行22字,计471字(图一)。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3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3竖行,行23字,计482字(图二)。《简报》对两方墓志的释录及断句有可商处,今据拓片予以校补。     

中国古代墓志起源新论——兼评诸种旧说

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物资料,向来为相关领域文史研究者所重视.然关于墓志的起源.学界歧见纷陈,究其原因在于对墓志定义的模糊与论说角度的不同.综合来看,先秦时期仅是"志墓"观念的积累阶段."志墓"形式相对简单,"志人"意识薄弱;至秦汉时期,"志墓"形式趋于多样化,"志墓"观念与内容逐渐式微,而"志人"意识强化,墓志萌芽.     

新出《唐赵士达墓志》疏证

《唐赵士达墓志》2019年出土于陕西咸阳,志主赵士达,系出天水赵氏.初在王世充麾下,降唐后屡立战功.征突厥,伐西域,平西南,战高丽,初唐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战役,都有赵士达的参与.墓志撰写人王勃为"初唐四杰"之一,故志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该墓志的出土对初唐军事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焦作市出土的二合元代墓志略考

1964年,新李封村一村民在宅院植树时发现一座古墓。1978年清理时,出土一合墓志后即停止作业,该墓志即《有元故潜斋先生许仲和墓志》。1984年,在其附近又发现一合墓志,《大元故承务郎新济州脱脱禾孙副使许公墓志铭》。该地俗称老茔洼,为元代著名的历史人物许衡的祖茔。二合墓志现存焦作市博物馆。现简述如下。一许衎墓志该墓志并盖一合两石,青石质。志盖正方形。边长68、厚20厘米,正面阴刻楷书三行十二字“有元故潜斋先生许仲和墓志”(图一)。志石长72、宽68、厚13厘米。     

辽宁朝阳七道泉子唐墓发掘简报

七道泉子唐墓位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七道泉子北村,2015年7~8月,为配合基本建设,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对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现唐墓3座,均为圆形单室砖室墓。出土陶俑、陶动物、陶模型明器及墓志等,其中陶俑和陶动物,形象生动,对了解唐代营州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根据M1出土墓志可知,墓主陈英,为唐代师州录事参军,卒于麟德二年(665年)。墓志志盖上刻篆书"大唐师州阳师县陈君之框志",为目前所见隋唐墓志中唯一一件称"框志"者,为研究唐代墓志的演变提供了资料。     

江西樟树出土两方明代墓志

１９９５年,樟树市湛溪乡沽塘村以西５００米、观音岭南面山麓一孙姓墓被盗,出土两方墓志铭。这两方墓志除少数几个字被磨损外,保存基本完好。墓志皆为青石质,等大,正方,长宽各６１．５厘米,厚１２厘米。楷书,阴刻。一方志额竖刻“明故无锡县儒学教谕孙奚谷先生孙...     

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

石刻墓志始于何时,前人论述有谓西汉,或曰魏晋,也有说始于南朝宋元嘉年间。《宋书·建平宣简王宏传》载,宏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薨,孝武帝“痛悼甚至”,“自为墓志铭并序”。《南齐书·礼志》亦载:“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颜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策,故以     

东魏《张琼墓志》疏证

本文在对《张琼墓志》进行录文、标点、补残的基础上,对碑文及志主相关问题进行了疏证。考察以为志记张琼死于东魏天平五年十一月有误,许和杀张琼时间当定在天平四年;志称琼字"德连"正确,而《北齐书》《北史》作"连德"为颠倒。志称琼为"燉煌"汉人,而非史书所谓鲜卑乌丸种之"代人",可视为墓志书法中攀附先世的行径。"谥曰礼也"的书写是墓志"异刻"现象之一——"谥号空位"。对于琼历官的书写,有意隐去了从葛荣事,是褒赠高洁之外隐晦于当时而言不甚光彩的起家事迹。     

新见武则天堂兄《武思元墓志》考释

武思元是武则天的堂兄,根据其生卒年对了解武则天的生年有所助益。志文完整记录了武则天下诏褒赠及赠官志主的特殊"恩泽"。该墓志也是继《华文弘墓志铭》后目前可见的涉及昆丘道行军的第二方出土墓志,对于深入探究昆丘道行军的军司僚佐构成及来源等问题应有裨补。墓志的撰写者是唐代著名应制诗人、珠英学士成员之一的韦元旦,则这方墓志所具有的重要史料及文学价值自不容小视。     

唐清河张氏墓志考

1993年,北京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县医院清理了一座唐代夫妻合葬砖室墓。墓葬早年被盗,只出土了男主人墓志的志盖和女主人墓志。男主人墓志盖上篆"李府君墓志"。女主人墓志保存完整,志盖上篆"唐故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当前,学者一般认为李府君即为唐开元年间奚饶乐都督李诗。结合张氏墓志志文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男墓主姓氏、官职、子嗣和卒年等方面的考证,李府君实为另一位奚饶乐都督李归国,而非李诗。     

唐代来华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考辨

本文通过对井真成墓志的考辨认为,志主井真成是从日本来的留学生,应于开元五年来华;他在唐生活了17年,并入国子监学习,但英年早逝,客死国子监学舍;唐朝廷追赠他从五品上的官职,并按相关待遇出资安葬于长安郊外。其墓志由著作局撰写志文,甄官署镌刻而成,志面空格,是志文少于预制志石志面界格数出现的问题,非有意为之。志文在表述方式上与唐代一些墓志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例可循,是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对其产生怀疑,是求之过深;府君称谓与道教信仰无必然联系,志文描述的葬礼仪式也与道教葬仪无关。此外,日本国号确立的时间应是在公元701年。     

唐代封祯墓志铭考释

出土于河北景县封氏墓群的唐代封祯墓志,是由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撰写的,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作者对这方墓志作了录文,并对志主的世系及封氏墓群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介绍与考释。     

洛阳新出比丘尼墓志与唐代东都圣善寺

近年,洛阳出土了两方唐代比丘尼墓志,一是《大唐故韩氏刘夫人墓志》,青石质,60厘米见方,楷书30行,满行29字,由进士庄若讷撰,墓主法名会如,号金刚。一是《大唐皇再从祖姑故宁刹寺比丘尼志弘墓志》,青石质,72厘米见方,楷书28行,满行27字,由其夫君光禄卿王谅撰,墓主出身皇族,赐封号“陇西郡夫人”,名声地位显。两位志主为仕宦家庭主妇,生活相对优裕,然而皆于晚年出家为尼,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

辽代墓志石刻史料蕴含了较为丰富且十分珍贵的"墓志人"(志主)的寿龄和死因等方面的信息。利用已出土的辽代墓志石刻史料,对"墓志人"的"性别年寿"、"民族年寿"、"职业年寿"、"时段年寿"和"地域年寿"等作出分类比较,并分析造成每一类型"墓志人"年寿"差别"的原因;同时,依据墓志石刻史料所记,对以各类疾病为主的辽代"墓志人"致死原因进行梳理和考探,即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一条深入而细致、微观且具体的研究辽代社会史的新路径。     

金朝前期确有“朝奉大夫”——与倪彬先生商榷

倪彬先生在《金代张守仁墓志考》一文中认为,张守仁墓志的撰写者李搆结衔中的"朝奉大夫"为"朝列大夫"之误,实属不当。在金朝前期的散官制度中,确实存在着"朝奉大夫"的官阶,《张守仁墓志》所记并无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