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南沙群岛的殖民争夺(1900—1939)

20世纪初,跻身殖民列强行列的日本为了获取更加可观的殖民利益,积极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逐步将势力渗透到南沙群岛,从而引发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据自身以及南海地区大国实力发展状况,日本南沙侵略活动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由最初的经济扩张逐渐过渡到武装占领,日本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平和”转向强硬。在南沙群岛的利益争夺中,西方列强企图利用国际法遏制日本的扩张,而日本则依靠大规模、长时段的殖民开发活动将西方势力逐渐排挤出南沙。日本在南沙群岛的侵略活动从根本上服务于其“南进”扩张政策。     

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日本逐渐将其魔爪伸向我国西藏地区。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当局从事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渗透和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日本僧人以“开教”、“求经”等为名,最先涉足西藏。随即,日本军政当局也直接参与到渗透、侵略西藏的阴谋活动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出于其侵略并占领整个中国及亚洲的野心,加快了对西藏渗透的步伐。日本不但以收买藏人或直接派遣日本特务潜入西藏等形式,刺探情报,而且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接近和拉拢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给他们灌输亲日思想,唆使他们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提倡“日藏邦交”,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近代日本对西藏的一系列渗透活动,不仅表明了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的不良用心,同时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

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建交谈判。交涉中,在国家元首称号上,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建交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     

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征发”

近代日本政府与军部对战地"征发"的法理认识,既来自其自身对战时国际法的理解,也来自战地日军的实际需要。在吸收战时国际法的过程中,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于敌国战地"征发"的规则,设计了战地"征发"的模式,巧妙地糅入了其自身的利益诉求,意图使其在他国领土上对物资、劳力的掠取行为获得合理性。然而现实中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地的"征发",与日本军政当局所设想的模式大相径庭。通过考察日本士兵在战地"征发"的实相并分析其"征发"的心理构造,能够毫无辩驳地证明"征发"的侵略本质。     

浅谈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发行的货币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发行货币即是其支撑侵略战争和实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日本货币手册》显示①,日本帝国主义在出兵侵略中国51年期间,先后印制发行了“日清战争军票”、“青岛出兵军票”、“日华事变军票”、“东三省官银号券”、“满州中央银行券”、“台湾银行券”等,计110张,铸造发行“大满州国”等硬辅币26枚。现将该书所收上述货币的发行情况和历史背景分述如下。一、甲午战争时发行的所谓“日清战争军票”。日本侵略中国最初发行的军票。该券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战争宣传的反击——以英文撰述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海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英文撰述揭露日本侵略的真相、批驳敌人不实的战争宣传,向海外表达以“抗日御侮”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徐淑希、桂中枢、孟治三人的著作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人撰写的有关中日冲突的英文著作,以中日条约、国际法原则及国际公约作为批判日本侵略的依据,以举证说理的方式驳斥日本的战争借口、澄清西方误解。这些著作既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性的一面。     

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研究拾遗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经济侵略中,来自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的侵略尤为值得研究。学界对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往往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掠夺”,对间接的“对华投资”未有足够重视。并且,日本是一个刚刚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真正完成“工业革命”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当有重要区别。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特征将会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网状权利论

在法学理论界,有学对权利结构观表达为“差序格局论”;在宪法(学)、民法(学)与国际法(学)的视野中,则对权利的种类进行了横向的划分,将其表达为一种共时性的权利结构观。这些思维格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盲点,即失去了对于权利的整体性把握。笔以为,应当引入网状权利的观念。它不但有助于描绘权利的全貌,树立相互联系的权利观,还可以廓清法学与权利二之间的关系。     

日本侵略西蒙地区的阴谋活动及其失败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矛头又指向西蒙地区(以下简称西蒙)。阴谋将西蒙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建立一个“蒙古国”,从而在大陆上造成对我国内地省份的战略包围形势,然后一举灭亡中国。这一阴谋活动与侵略华北相互呼应,同步进行,由于侵略西蒙侧重使用阴谋手段,秘密行事,故其内幕鲜为人知。为了全面了解日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用心何其险恶——台湾“住民自决论”

“台独”分子曲解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捏造出莫须有的“住民自决论”来为其实现“台独”的诉求制造理论基础和舆论氛围。这一理论在发展变化之后,危害性更大,对祖国统一大业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经由“台独”分子的共同努力,“住民自决论”完成了传播地域从海外到岛内,从最初的只言片语到一个完整理论的过渡。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与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研究--以“满洲国”为例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有关日本在“满洲国”实施鸦片侵略的犯罪证据，揭露了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犯罪事实，是我们研究二战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重要史料，翻译整理这部分史料，将有利于对相关的研究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奴化教育是全国沦陷区奴化教育的一个缩影。沦陷区奴化教育作为短暂的、特殊的和具有欺骗性、侵略性的一种文化教育现象,实质上是一场“教育一体化”的政治阴谋,是一种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这种文化侵略比其政治上的统治、军事上的进攻、经济上的掠夺更恶劣,更可怕,更具有隐蔽性。     

伪“满铁”和“满映”——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宣传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实施惨无人道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 ,丧心病狂地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奴役 ,档案史料记载和揭露了“满铁”和“满映”从事罪恶活动的勾当。一、“满铁”、“满映”的建立和发展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去了我国辽东半岛 ,1 90 6年在大连成立了“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简称“满铁”。它表面上经营南满铁路 ,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 1 92 3年 ,“满铁”设立了弘报系 ,出版杂志、书刊、照片等 ,广泛向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宣传和思想渗透。 1 92 8年 ,“…     

1922-1925年的金佛郎案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这就不但使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期”宣告结束,而且由滞变为危机。农村经济亦因此处于农田荒蕪生产下降的死亡线上。经济危机威脅着广大的中国人民,而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危机,正是民族危机的标,二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迫使中国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但这时的中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破天荒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共     

近代日本对＂蒙＂侵略政策的形成（1904-1912）

日本对东蒙地区的侵略活动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1907-1909年的新法铁路、锦瑷铁路问题进一步刺激并暴露了日本侵略东蒙地区的野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酝酿、准备,辛亥革命期间,随着日本侵略东蒙地区活动高潮的到来,以确保侵占“南满”、同时侵略东蒙为特征的日本对“蒙”侵略政策形成。     

日本与德国战后国家赔偿及个人受害赔偿比较研究

日本与德国战后国家赔偿及个人受害赔偿比较研究姜维久日本和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把世界人民拖入一场火海炼狱之中。由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家及受害的民间个人提供损害赔偿，是国际法公认的重要原则。欠债还帐，这也是国际社会交往中起码的道德，否则，即是发动侵略...     

日本在伪满统治中的“自治派”与“统制派”

近代日本侵略统治伪满的思想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它至少存在着两个派系:既有利用“以满制满”、自治主义为手段的“自治派”,也有追求中央集权、统制主义的“统制派”。前者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自治主义,不断在地方上推进“县自治”与“保甲制”,以图在“自治”的名义下利用华人对各地展开实际操控并向上层扩大;而后者则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统制主义,期望削弱地方的权能,构建并强化“总务厅中心主义”等中央集权性政策,将伪满彻底地属国化、殖民地化。两者之间既有摩擦,也有配合,共同统一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奴役东北人民的大目标之下。     

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田中奏折

无论在世界现代史,或是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当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时,少不了都要提到“田中奏折”。“奏折”中关于“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满蒙”的话,是日本实行对外侵略的大纲。正是按照这个纲领实施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一个时期以来,国外史学界以“奏折”某些文字上的差错为实,否认这个“奏折”的存在,说它是伪造之作。我以为,说清“田中奏折”一事,可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何谓“田中奏折”?要全面而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从“奏折”的产生过程和实行的实际情形才能找到答案。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