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孔教——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孔教派是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为核心、以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想派别。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康有为对《列子》的解读

康有为对《列子》爱不释手,在讲学时讲授《列子》。这使康有为对《列子》具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对《列子》的解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展开,使《列子》的内容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出来。透过康有为对《列子》的解读,既可以体会康有为的国学理念,又可以窥见《列子》的近代视界。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民表与摄氏表

阎锡山主政山西时,曾邀康有为主持山西省县长考试。康有为出的题目是《廉吏民表》,取意于宋朝包拯的《乞不用脏吏疏》。包拯在这篇奏疏中有这样一句：“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本义是说,廉洁的官吏,是老百姓的表率;而贪官污吏,是残害百姓的盗贼。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续）

如何看待康有为的历史地位 时间是最好的法官。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尸,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起,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2月,孔祥吉撰文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     

康有为、梁启超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读宋伯鲁《焚余草》札记

自从黄彰健先生睿智地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之后,追寻康有为的戊戌真奏议,成了学者们值得花死功夫的事情。又经孔祥吉先生的出色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奏折之原件,似可大体告一段落。然而,如何继续搜集其余,也成了学者们的心中之疑。     

戊戌后康梁与维新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3年11月23—27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近代史研究》杂志、广东康梁研究会、广东省社联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举办,莅会学者96人,其中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南朝鲜和台湾、香港、澳门的学者2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49篇。与会者围绕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派的思想与活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内容丰富,新见迭出。现择要序以介绍。     

《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但它的成书年代却一直存有异议。二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说明《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当时主要从康有为的政治实践、思想演变以及《大同书》的本身矛盾加以剖析,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发现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决非1884年所撰。     

康有为、梁启超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读宋伯鲁《焚余草》札记北大核心CSSCI

自从黄彰健先生睿智地指出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之后,追寻康有为的戊戌真奏议,成了学者们值得花死功夫的事情。又经孔祥吉先生的出色工作,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找奏折之原件,似可大体告一段落。然而,如何继续搜集其余,也成了学者们的心中之疑。     

阎仲川与林彪“一号号令”——专访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

《往事不忍成历史》最近正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削笔细写其父与林彪及“四野”的种种旧事,述及“一号号令”内幕、毛泽东与林彪的恩恩怨怨、林彪坠机以及珍宝岛背后的中苏冲突。有人说,《往事不忍成历史》是红色版《往事并不如烟》,阎明是红色章诒和。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说,这是一本对得起先人、同辈、后代的书。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例如: “1891年在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影响之下,(康有为)著成《新学伪经考》一书”。(赵靖:《康有为的经济思想》,1962年《北京经济研究》第5期)     

徐悲鸿三赴上海

《纵横》杂志2009年第3期刊登了金宝山先生撰写的《绘画大师吕凤子》一文,文中写到吕凤子与徐悲鸿的交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并非如此。我为撰写《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查找了诸多史料,特别是《悲鸿自述》和王震先生的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等书,均未有金先生文中所提之内容。吕、徐相识是在1927年徐悲鸿欧游归国之后。金先生文中写到1918年徐悲鸿受蔡元培之邀北赴旧都出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也不属实,真实情况是徐悲鸿恩师康有为先生写信给北平的弟子罗瘿公,嘱他帮助徐悲鸿谋留学法国一事。徐悲鸿到北平后结识了华林,经由华林介绍,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

康有为戊戌奏议,因西太后发动政变时被抄没,多所散佚。宣统三年,经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搜辑抄存,得奏稿二十篇(其中一篇为康有为代他人所草),存目十三篇,并将进呈编书序文五篇附之于后,刊行出版,名目《戊戌奏稿》。一九五三年,中国史学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     

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

康有为和廖平之间有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廖平说康有为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借鉴了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康有为却委婉否认。后人多相信廖平的说法。例如范文澜说:“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     

简论康有为的书学维新体系

康有为不仅是近代政治改革家、学者．还是很有影响的书学家和书法家。他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中国书学史上颇具体系、深寓创见的巨碑,将之拟为书学的《文心雕龙》也不为过。“是书于字学之源流正变,鳌然明晰,所论穿穴入微,多惊心动魄之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书学理论贯注着强烈的维新精神,这与他在学术上力主今文经学的经世观念与在政治上寻求变法改良的改革精神是互为一体,一以贯之的。     

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写于何时?

《中日和约书后》亦称《日本议和书后》,原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收藏的康有为未刊稿之一。该稿曾先后于1953年和1981年以《中日和约书后》为题,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约五百字,原未标明成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