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抗日义勇军初探

缘起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到陕西日报社询问是否有关于“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报道,答复是上级没有安排稿件,报社的同志更不知道有“陕西抗日义勇军”这回事情。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后来有一位老同志指点我到党史办查一查。在省党史办的资料室里,我查找到一位“陕西抗日义勇军”的老战士霍德元于1983年11月写给省委的信,那时,他听到我们党将要隆重庆祝抗战胜利40周年的消息,心情万分激动,觉得“陕西是抗日战争的基地和先锋”,“作为一名亲身经历”,有义务汇报“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情况,他认为“这也是陕西的光荣历史”。顺着这位老人提供的线索,我到省图书馆翻阅了抗战初期西安发行的报纸以及一批陕西的方志、党史、史资料,几个月下来,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刚强不屈 大义凛然——祭我的父亲赵福鑫

2004年春节过后,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来到杭州我家里,一见面他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我一定要来看看赵福鑫的儿子……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牺牲时很年轻,太可惜了!”我心头一热,一下子就热泪盈眶,说：“能够见到父亲抗日时期的战友,我心里不知多高兴!”     

怀念邓小平政委

一、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到一二九师1936年秋,我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经中央营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由组织分配到各抗日前线担负组织领导工作。1937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我由北平市委派去二十九军当兵,任南苑兵营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我到了太原,北方局决定我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太原     

中国共产党与牺盟会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山西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创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是山西抗日的主要领导力量,在山西抗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牺盟会自创建到改组,经发展到消亡,无不受     

东北抗日义勇军辗转到新疆的经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很快沦陷,但东北地区的爱国军队和民众不甘受辱,自发组成了诸如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那时,我正年轻,我所在的东北救国军第五军就是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武装之一。     

护送白求恩同志去抗日前线

1938年夏,我所在的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接到上级命令：护送白求恩同志由陕北到山西抗日前线。部队首长命令我带领1个班执行这项任务。当我知道要护送的是一位来帮助八路军抗日的外国友人时,心里不禁有所顾虑：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语言不通怎么办？但我仍然坚定地向首长表示：“一定克服困难,坚决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     

彩虹

四西里嘎和南罕亮婚后十分恩爱,对父母尊敬又孝顺。沙铁夫妇也疼爱儿子和媳妇。一家人过得欢欢喜喜。婚后七个月,西里嘎要随父亲出远门做生意,便对南罕亮说:“心爱的妻子啊,为了增加家里的财富,我要跟随父亲去做生意,你留在家里照料母亲吧。”南罕亮回答:“亲爱的丈夫,你和父亲出门找金银,我不阻拦你。我在家里会服侍好母亲,你放心去吧。”出门那天,西里嘎对母亲说:“我的母亲啊,我跟父亲出门后,请你照应好媳妇和那几个汉族姑娘。她们离开昆明到勐藏巴的日子不长,还不熟悉我们傣家的风俗习惯,如     

抗战中的野战医院

从1940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加大了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强化治安”,集结大量日伪军,不断实行“扫荡”,妄图扑灭我根据地的抗日烈火。1941年7月,中央决定:冀鲁豫同鲁西两区合并,仍称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为副司令员,苏振华为政委。下辖8个分区,各级党政军组织实行“精兵简政”,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9月初,我奉命调任刚组建不久的冀鲁豫军区野战医院院长。野战医院下属3个医疗所,分布在河北南乐、山东范县和东平湖西岸戴庙地区,东西斜三角各相距100多里的大平原上。在经历了“五五大扫荡”特别是“四一二大扫荡”后,我冀鲁豫抗日…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为了祖国的自由和解放——忆“江都县文协流动宣传团”的抗日宣传活动

为了祖国的自由和解放——忆“江都县文协流动宣传团”的抗日宣传活动□李公然走上征途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我从《生活周刊》和《新生》上,先后看到延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免费招收学员的消息,我觉得救国有门了。于是便往扬州请江上青老...     

回忆“五一”反“扫荡”中的掌史战斗

我党领导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越来越坚强,人民战争高度发展,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日本侵略军视其为心腹大患,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把冀中根据地摧毁。他调集了5万余兵力,从1942年5月1日到7月1日,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寻找我们的主力,捕捉领导机关,妄图达到“确保”冀中,把冀中乃至华北变成他“支援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     

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冀东抗日记事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再作大规模的正面军事进攻,而是加紧敌后“扫荡”和经济侵略,以巩固其统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吓破了胆,他们不敢打日本,却把我党视为眼中钉,搞所谓“军事限共”、“政治限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     

皖中抗日根据地何时改称为皖江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在皖中地区以无为县为中心,创立了皖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党领导下的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皖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曾经改称为皖江抗日根据地。“皖中”是何时改称为“皖江”的,长期以来,在省内外编印的党史资料及有关书刊中,几乎一致认为是一九四三年春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皖中根据地、区党委、行政公署、参议会等组织才统一由“皖中”改署为“皖江”的。对此,笔者不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为妈妈洗脚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家里的人宠着,爱着却从来没有为别人付出过。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滋味。今天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既俗气又有趣的作文题目,是让我们为爸妈洗一次脚。我真的暗自好笑我端着水盆来到妈妈面前,把奶妈的双脚浸泡在水盆里,然后用手去搓,我看着浸泡在水盆里的那双脚,惊呆了。妈妈的脚掌上有两道深深的疤痕,我抬起头问:“妈,你的脚掌怎么了,怎么会有疤?”妈妈笑了笑说:“没怎么,是小时候讨饭时磨的。”我又问:“您还讨过饭,讨了几回啊?”母亲说:“不仅讨过,而且讨了好长时间呢!你外公去世时,我只有11岁。在姐妹们当中我最大,家里没东西吃,我只好和你外婆去讨饭。一直到我16岁当工人以后,家里才勉强可以糊口,所以讨了整     

卫立煌问我: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么?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前后,和日本“讲和”即投降的风声很大。这不只是一股风声而是一个事实,汪精卫更不须说,蒋介石不但动摇而且有一些可疑的行动。卫立煌是统率国民党中央军、杂牌军进山西抗日的将领,消息灵通,对此十分忧虑。历史上就有对外讲和而把主战的将领送上风波亭的先例,对于决心抗日和决心与八路联合抗日的他,不能不有种种考虑。当时,我已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接受卫立煌的聘请,当上了他的秘书。有一天夜晚,卫立煌突然提出一个我答复不了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么?”我说:“我仅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不…     

午夜突围

1943年深秋,日、伪、顽三方联合对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我主力部队和区党委等领导机关巧妙跳出包围圈撤退到姚江以北三北地区（余姚、上虞、慈溪北部）。战斗部队化大为小,分散打击敌人。其时,我是《浙东日报》记者,在战争第一线采访是我的职责。虽然因为我是年轻女同志,又不是本地人,到浙东才一年,人生地不熟,领导也曾动员我北撤,但是我已参军六年,和部队、地方同志都很熟,     

谢晋元与八百壮士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之役,国军坚强抗战,日军屡攻不逞,相持三月。10月26日,我大场阵地失陷,迫得国军于当夜从第一线转移到沪西。11月12日更向后总退却。     

张学良将军身边的“三剑客”

二四年第五期○○张学良将军的身边有“三剑客”,他们是苗剑秋、应德田和孙铭九。虽然他们不为人所熟知,但在西安事变前后,从辅佐张学良抗日联共到实行“兵谏”,以及后来发生的“二二”事件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三剑客”力主抗日,竭力促成全民御敌大事,功不可没;也由于一时不够冷静,冲动之下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一“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在我东北境内如入无人之境,战火迅速向整个东北三省蔓延。1934年2月,蒋介石把驻防华北的东北军调到“剿共”战场,先后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匪…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