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学术背景与创新

标榜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是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思潮。乾嘉期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流于泛滥,日渐离开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方向。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六经皆史"说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吴缜与《新唐书纠谬》

在两宋史学繁盛的百花园中,考据学不失为一枝奇葩。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这一时期,考据成为普遍风气,考史著作蔚为大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下称《纠谬》)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佳作。     

清代《后汉书》补表研究

清代学术受朴学之风影响巨大,古典考据学独盛,尤其至乾、嘉间之考据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乾嘉历史考证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补各史的《表》、《志》十分繁荣,关于《后汉书》补表的著作贡献突出,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清代通鉴学考辨力作——钱大昕著《通鉴注辨正》

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所著《通鉴注辨正》,堪称清代通鉴学考辨著作的代表作。它在考辨内容上极为丰富,校正文字,考辨地理名物、官制典故,既纠正《通鉴》原文之误,辨正胡注之误,又补正胡注之漏。在考辨方法上也极为严谨,在汲取前人之说的同时,还注意扩充史料范围,采取多种途径的考辨方法。钱氏《通鉴注辨正》充分体现了乾嘉考据学的三大特点:一为博,表现为考证内容广泛和开拓了新的史料范围;一为精,表现为无征不信,精益求精,有时还对致误原因加以深入分析;一为疑则阙疑。钱氏这一考辨之作学术价值主要有二:一是对《通鉴》及胡注有察漏补缺和辨正纠误之功;二是对二十世纪新历史考证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枚说史

袁枚是清代乾嘉时期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古代文史相通,作为文学家的袁枚,对于史学也颇有见地,他提出了"古有史无经"、"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古无正统之说"等重要观点,不仅反映他的史学思想,也丰富了乾嘉时期的史学。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

尽管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被理学笼罩而呈现僵化状态,但也时常与不同时期的文化和学术相关联。康熙帝虽热衷于以天文学和数学为大宗的西学,却明确表示科举考试不能以天文、算法命题,以免阻碍天算"实学"的发展。然而,乾嘉考据学派兴起,把明末以降的西学纳入儒学知识考据的范畴,形成具有汉学范式的天算专门之学,进而渗透到科举考试当中。天算专门之学不但出现在乾嘉之际的会试、乡试和学政举行的"观风试"试题中,还出现在考生的八股文和策论答卷中,并成为对考生学问进行评判的重要标准之一。     

方东树与十九世纪的汉学批评

明末清初,鉴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弊端,顾、黄、王三大家均予以痛斥,揭橥“通经致用”的大旗．开有清一代之学风。迨至乾嘉．由于清廷屡兴文字狱,使大多数学者不敢过问政治,也无心于时事。乾嘉诸老弃“致用”扬“通经”,从而使清初学风为之一变,形成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乾嘉汉学曾在诸多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只注重繁琐考证的考据学已与整个学风的转向发生（牛氐）牾。道成之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立足于经世致用的宗旨。融通汉宋,集前人批评汉学之大成,第一次系统的对十九世纪的汉学弊端提出批评。从而对晚清学风从考据到经世的迁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及其渊源

章太炎的“学隐”思想包括“逼”、“隐”、“反”三个密切相关而又各不相同的层面(因“隐”的一面更具整体意义,故本将它概括为“学隐说”或“学隐”思想)。历史化中心论和“严种族之别”的民族主义是其本质特征,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清代汉学家精神风貌的独到洞察和阐释,则构成了其核心内容。从渊源来看,它是江浙特有的人地缘和族类意识的直接产物,它基本真实地揭示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是乾嘉考据学得以形成的枢纽或关键这一内在联系。学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解说纷争已久,因不为学界见重而几至湮没的“学隐”思想,或许能最终弥缝各种说法,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论崔述的考据学与清代汉学之关系

在清代乾嘉时期,儒家经学主流以“汉学”标榜,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北方大名出现了一位与外界不通声气的考据学家崔述（1740－1816年）。①尽管崔述本人从未与汉学家认同,然而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却称他为研究清代考据学之典型人物（anidealcanddate）。①究竟崔述的经史考证能否体现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在治学的取径和方法上,崔述与汉学家又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崔述之学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以确定崔述的考据学在清代儒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汉学”的定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赵翼“气”深层意义初探——兼与袁枚比较

乾嘉时期,在诗坛“肌理说”、“格调说”声势甚张之时,袁枚以提倡“性灵”与之抗衡,形成性灵一派。赵翼论诗多近于袁枚,与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瓯北诗话》卷十曰：“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功夫上见。”才气是赵翼评诗、论诗的一个重要标准。才与气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本文从“气”入手,立足于赵翼,结合创作实践,兼与袁枚相比较,谈谈赵翼“气”之深层意义,即诗学观指引下的主体诗风。     

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     

沈曾植：身染复辟污点的“硕学通儒”

正1917年至1918年间,沈曾植隐居沪上"海日楼",中外学人争相向其问学,家中座客常满,俨然一代儒宗。王国维说沈氏精擅乾嘉经史考据、道咸以来民族地理之学,"综百家,旁及两氏,亦以治经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为清末民初学界第一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谓沈为"盎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第一人";胡先骕更誉之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     

乾嘉学术对政治的反拨——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中心

凌廷堪、焦循和阮元都是乾嘉之际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旨趣与政治理念颇多相同。他们专注于学术考据,也热切关注社会现实,多以注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提出的情欲自然论、礼治论、仁恕论等主张,含有平实、通达、宽容、开放的思想意蕴,是特定历史境况下对乾隆皇帝构建的皇权专制政治与极权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拨。他们这种富于人性化的政治理念,旨在为现实中的僵硬政体注入一丝活力。凌、焦、阮学术中体现出的政治理念与现实关怀,折射出乾嘉考据学的另一种影像。     

俞正燮男女平等思想述评

俞正燮一生的活动与龚自珍大致同时又稍早一些。他俩的治学方法虽然并不相同,但同样反映了清代鸦片战争前夜学术作风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如果把两人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龚自珍冲破乾嘉考据学的藩篱,“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呼吁改革,主要是针对君臣关系的危机,用来议政。而俞正燮继续使用考据的方式,研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