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11个黔军师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为了不忘我贵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在近几年学习新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此文回顾黔军抗战业绩。     

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的首次跨国受降

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跨国界受降。然而就在这次受降活动中,中国和法国在“越南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

抗战时期,基于夺取抗战胜利以及推进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行民选制度;在政权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切实建立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帮忙政府”;等等,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还不十分完善,但却为战后特别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历史的经验,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黄华眼中的领袖风范

黄华从刚读完燕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慢慢成长为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除了他悟性高、奋发努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小平同志等领袖的精心指点和帮助。黄华曾两次担任朱总司令的秘书,长期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     

档案中的王实味死因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定都北京是人民与历史的选择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众所周知,1949年9月,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月27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其实,中共领导人早在抗战胜利后,就考虑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迁移问题。曾想选择的地方有承德、哈尔宾、淮阴以及后来的南京、西安等。当然,作为战争年代的中央所在地和作为执掌政权的新国家首都,不是一个概念。但为何最后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呢？这其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吗？     

关于“肃清反革命运动”的起因

正1955年7月至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这场运动涉及面广,被清洗人员多,持续时间长,对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发起这场运动?学术界有过一些讨论。迄今为止,大致有三种看法:     

民盟领袖是如何逃脱军统暗杀的

随着电影《建国大业》的上映,剧中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被成功营救的情节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特别是由陈道明饰演的主持营救工作的国民党军官阎锦文,更是以其酷酷的造型、机智的言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阎锦文在历史上确有其人,1914年出生,早年混迹于上海滩,加入帮会,得以结识帮会头面人物杨虎,被杨虎引为心腹。抗战胜利后,他依靠杨虎的关系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担任第三警备大队大队副。而这个稽查处正是军统（后来的保密局）在上海的公开特务机关,专事执行搜捕共产党和反蒋人士的任务。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1942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让江青过关;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可是到了1975年,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的康生却揭发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对于他们的关系,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做过如下回忆。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2年第2期孙旭培《新闻立法的历程和思考》一文,写得很好,作者见解,发人深思。但美中不足,有一处说到"1986年11月,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拿出过《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与新闻法研究室和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两个《新闻法》文稿并称为"三个     

“世界屋脊”上的抗战物资跨国大运输

在抗战初期最艰难的岁月里,以新疆为主干道的"西北国际大通道"(阿拉木图―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兰州),成为极为重要的抗战物资"补给线"。1944年6月初,新疆南部也开通了一条列城—叶城的运送援华物资的通道,2300多名中华儿女临危受命,依靠4500多匹马、500多峰骆驼,组成浩荡的"驮运大队",跋涉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之巅",转运盟国援华抗日的物资。本文钩沉了当年这段悲壮的历程,再现了少数民族为抗战而作出的巨大贡献。寒冷、饥饿、伤痛、死亡都没能阻挡他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     

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立国之本。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粮食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国家和人民渡过了难关。请看《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一文。     

宋美龄与抗战期间的伤兵救助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1945年抗战胜利至今60多年过去了.在60多年前中国的八年抗战期间,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侵占我大好河山、残杀我苦难同胞,中国军队为了保护家园,浴血奋战,献出多少宝贵生命,有多少勇敢的将士在疆场致残、负伤!由于这是一场敌强我弱、空前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国军队不可避免地存在伤残、伤亡的严重现象,伤兵救助成为关系到中国能否维护士气民心、维持长期抗战的重大问题.     

抗战初期薛暮桥对农民动员问题的历史认知

<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新四军老战士、一代经济学大师薛暮桥(1904—2005),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内较早探讨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家。1932年,他参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调查活动,以家乡无锡礼社镇农村社会调查为主要内容,撰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两篇论     

关于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几点思考

正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创举。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结构学说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历史依据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存在;政治基础是各族人民长期共同的革命斗争;现实基础是     

李富春"文革"初期保护团中央

李富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团中央的工作,曾对团中央的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我于1966年8月12日,被团中央群众推选为机关"文革"筹委会主任,同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的负责人一起,曾先后受到李富春8次接见,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听取指示.回顾这一段历史,深感李富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关怀爱护共青团和胡耀邦以及团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是站在毛主席、周总理一边,对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攻击团中央的种种罪行进行斗争的.     

从西柏坡“寻根”到吹响“改革的集结号”

正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改革的集结号已经吹响,关键是各地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以落实。"总书记的话,催人奋进;全面深化改革,任重道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征程中,首要的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是要始终保持积     

多元文化教育的启示

我多年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也去过美国两次,多少了解到一些关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情况。美国教育的一些方面,值得我们在发展西藏教育时给予关注。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注重文化的保持和发展,致力于反映民族的多样性和各民族的平等性。我国的民族教育更偏重于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致力于解决教育和经济的衔接问题。     

对编写省军区史中重大问题的几点浅见

省军区通常担负着上级党委和上级军事机关赋予的做好一方军事武装工作,协调一方军地关系,维护一方军事利益,树立一方军队形象的重要任务,是军队与地方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职责与使命决定了编写省军区史有其自身的特点,正确处理编写省军区史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政治敏感问题,涉密、涉外和民族宗教问题以及篇目设置等问题,